這天下午，吳敬梓的朋友金兆恭聽說吳敬梓三次拒考，不知是何原因，特地前來看個究竟。當他問起吳敬梓的時候，吳敬梓沒有直接回答，隻請他朝靠床的牆上細看。
金兆恭一看，牆上掛著八股細麻繩，就問：“你這是幹什麼，難道這繩子裏還有什麼文章不成？”吳敬梓笑著說：“你走到跟前再仔細瞧瞧！”金兆恭爬到床上，將繩子上上下下細細打量一遍，果然看清楚了：八根繩子的上頭都按了一個死臭蟲，下麵都畫了一個小小的蚊子。他捧腹大笑起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不去應考，原來是恨那八股臭文（蚊）呀！”
吳敬梓也一下子高興起來，連忙笑著說：“知我者，金兆恭也！”金兆恭笑了一陣子，下得床來，連連拍著吳敬梓的肩膀，十分欽佩地說：“你恨八股文，到了恨臭蟲、蚊子的地步，真是可敬、可敬！”說著兩個人都大笑起來。據說，吳敬梓一生不準兒子學作八股文。後來，他的兒子就專攻數學，成了清朝著名的數學家。
吳敬梓是文壇的奇才，其個性也堪稱一奇！他反對八股，三次拒考，可謂有勇有謀。
殿試
殿試由唐代女皇武則天所創立，也是金、元、明、清四個朝代科舉考試之一，又稱禦試、廷試，即指皇帝親自出題考試。參與者是“會試”的中選者，考試目的是將“會試”合格的人再次區別名次。後於宋開寶六年（973年）成為定例，由皇帝親自在宮殿中主持，有時皇帝會委派大臣主管殿試，並不親自策問。
在清代乾隆帝以前，並沒有舉行殿試的固定宮殿。自乾隆帝開始，將殿試場所定為紫禁城中的保和殿。殿試後，再在太和殿舉行揭曉儀式。因殿試發榜用黃紙，故稱金榜，又分大小金榜，故考中進士者稱“金榜題名”。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考進士被分為五甲。元順帝時，又將進士分為三甲，殿試第一等的稱為“一甲”，賜“進士及第”，隻取三人，即狀元、探花、榜眼；第二等的稱為“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等的稱為“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二甲與三甲的第一名都叫傳臚。
康熙年間，為了防止考試作弊，大臣的子弟均置為三甲，即最末甲。一甲狀元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與探花則授官翰林院編修；二甲、三甲進士則分別授庶吉士、主事、知縣等。至二十九日，狀元要率所有的進士上表謝恩。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清代傑出的現實主義長篇諷刺小說，成書於1750年前後，作者吳敬梓，時年50歲，他用了20年的時間撰寫此書。
《儒林外史》全書56章，由多個生動的故事組成，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為原型。全書主要描寫了封建社會後期知識分子及官紳的活動和精神麵貌，抨擊了僵化的考試製度和由此帶來的嚴重的社會問題。
《儒林外史》是中國古代諷刺文學的典範著作，吳敬梓用他的筆，生動地刻畫了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舉製度下的封建文人百種形態。他對這組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對科舉、禮教和腐敗事態的生動描繪，也使他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批判現實主義的傑出作家之一。
《儒林外史》的成功，不但影響了近代譴責小說，且對現代諷刺文學也有深刻的啟發意義。有外國學者認為：這是一部諷刺迂腐與賣弄的作品，然而卻可稱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經據典、最饒有詩意的散文敘述體之典範。
如今，《儒林外史》已被譯成世界多種文字，成為一部世界性的文學名著。
虎門銷煙林則徐
林則徐（1785—1850年），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區）人。字元撫，又字少穆、石麟，晚號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櫟社散人等等。是中國清朝後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詩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廣總督、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兩次受命為欽差大臣；因其主張嚴禁鴉片、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被中國人視為民族英雄。根據文獻記載，林則徐至少懂得英語和葡語兩種外語，且著力翻譯西報及西方書籍。晚清思想家魏源將林則徐及幕僚翻譯的文書合編成《海國圖誌》，此書其後啟發了晚清後期的洋務運動，乃至日本的明治維新。
矗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座上有10幅浮雕，記錄著近百年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英雄事跡，第一幅就是“虎門銷煙”的動人場麵。
早在1773年，西方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為了掠奪財富，就通過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輸出大批鴉片。他們采用走私和賄賂清朝官吏的卑鄙手段，把鴉片源源不斷地偷偷運進中國，到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從過去的4000多箱激增到4萬箱以上。這就嚴重地損害了中國民眾的健康，同時引起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
據估計，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每年白銀流出量在1000萬兩以上，使得中國的財政出現了嚴重的危機。一些愛國的人士看到這種情況，紛紛提出禁煙主張，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則徐。
林則徐是福建侯官縣（今福州市）人，有愛國思想，他對鴉片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深惡痛絕，竭力主張禁煙。在任湖廣總督時，他厲行禁煙，後來又上書道光皇帝：若不查禁鴉片，“數十年後，中原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
這些話使道光皇帝看到了清朝統治的危機。於是，他在1839年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查禁鴉片。
林則徐臨行時向朋友們表示：“禍福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並決心一定要清除鴉片這一禍患。
林則徐到職後，一麵加緊整頓海防，一麵調查鴉片販賣的情況。人民群眾深受鴉片的毒害，強烈要求禁煙。他們檢舉揭發有關鴉片走私的活動，協助林則徐捉拿一些重要的煙犯。林則徐根據掌握的情況，采取了嚴厲的禁煙措施。他通知外國商人三天內交出全部鴉片，聽候處理，並要他們出具甘結，聲明以後永遠不再夾帶鴉片。他在通知中說：“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表示了禁煙的決心。
英國資產階級不甘心放棄謀取暴利的鴉片貿易，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親自出麵破壞禁煙。他命令所有停泊在廣州附近洋麵上的英國船隻開赴香港，懸掛英國國旗，由英國軍艦調度，做好戰鬥準備，對中國進行武力威脅。
1839年3月24日，義律從澳門潛入廣州，阻止外商交煙，唆使大煙販顛地潛逃。於是，林則徐下令停止中英貿易，派兵包圍英國商館，撤離商館裏的中國雇員，切斷商館與海上的交通，派水師監視外國船隻的行動。
義律看出恫嚇、抗拒都無濟於事，隻好通知英國商人將鴉片全部交出。英、美商人共交鴉片2萬多箱，重237萬多斤。林則徐下令將所繳的鴉片集中在虎門海灘當眾銷毀，並允許民眾和外國商人到場參觀。
1839年6月3日清晨，人們興高采烈地來到虎門海灘，隻見高高的彩台周圍彩旗林立，迎風招展。三聲禮炮響過之後，坐在彩台正中的林則徐高聲宣布：“燒！”頓時，濃煙翻滾，直衝雲霄。人群立即沸騰起來，歡呼聲震天動地。一直到6月25日，連續二十幾天才把繳來的鴉片全部燒光。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虎門銷煙”。焚煙後的第二年，英國就對中國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虎門焚煙，是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的正義鬥爭，它表明了中國人民禁毒的決心和反抗外來侵略的堅強意誌，是中國近代史上反帝鬥爭的光輝篇章。
林則徐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打擊外寇的經濟和精神侵略，堅持抗英鬥爭，取得了禁煙鬥爭的勝利。他不愧是中國近代反帝禁毒第一人。
鴉片戰爭
發生在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最後英國勝利。鴉片戰爭的直接原因是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而根本原因是英殖民主義為了開辟殖民地市場，掠奪發展中國家廉價的工業原料。
英國勝利以後要求：一、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二、賠款2100萬銀元。三、割讓香港島。四、與英國協商關稅。鴉片戰爭使中國從獨立的封建國家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七律二首
林則徐
其一
出門一笑莫心哀，浩蕩襟懷到處開。時事難從無過立，達官非自有生來。風濤回首空三島，塵壤從頭數九垓。休信兒童輕薄語，嗤他趙老送燈台。
其二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戲與山妻談故事，試吟斷送老頭皮。
鄒容勇鬥清政府
鄒容（1885—1905年），原名紹陶，又名桂文，字蔚丹，留學日本時改名鄒容。中國近代著名革命宣傳家，《革命軍》一書的作者。鄒容生於四川省巴縣（今重慶市巴南區），1902年自費赴日本留學，就讀於東京同文書院，開始參加革命運動。1903年因與同學張繼、陳獨秀等人一同剪去清政府留學生監督姚文甫的發辮，事後被迫回國。至上海後，積極參加拒俄運動與愛國學社的革命活動。是年出版《革命軍》，號召人民起來革命，誅殺清帝及滿人，建立獨立自由的“中華共和國”。不久蘇報案發，鄒容與章炳麟被租界當局判處三年有期徒刑，鄒容在關押二年後病死於獄中，年僅20歲。《革命軍》一書風行海內外，暢銷一百餘萬冊，是清末革命書刊中流傳最廣的，對散播革命思想有很大貢獻。1912年3月29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追贈鄒容為陸軍大將軍。1943年12月，重慶市內的新生路改名為鄒容路。1946年6月，在市區南區公園建立鄒容烈士紀念碑。
《革命軍》是一本公開號召革命的論著。它揚起了革命大旗，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它號召“仗義群興革命軍”，就是用暴力推翻舊世界，走革命的道路。書名鮮明地標出了這個宗旨。
《革命軍》的作者鄒容認為：要拯救中國免於危亡的唯一出路，是革清朝的命。他說，清朝是一個極腐朽、極惡劣的封建專製政府，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無所不用其極。中國的士、農、工、商，都受到了壓迫和摧殘，中國社會的一切生機都被它斷送了。
他無情地揭露了清政府對農民進行封建剝削的殘酷性。舉例說：農民終日勞累而沒有休息時間，受盡了地主、土豪的掠奪之外，還要受朝廷各種官吏的百般盤剝，說是納交一兩銀的稅，加上“火耗”、“錢價”、“庫平”等種種名目，實際已是五六兩銀了。朝廷還美其名曰“薄賦”、“輕稅”、“皇仁”，不知該作如何解釋。
鄒容的犀利見解，剝開了封建統治者假仁假義的畫皮，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封建製度的罪惡。
鄒容還無情地揭露了清朝封建政權對民族資本主義的壓抑，使中國工商業得不到發展。他指出，外國的資本家可以參與政治，當議員，掌政權，而中國的工商業者被貶為“末務”，卑賤如“市井”、“市儈”，不得與士大夫為伍，沒有任何政治地位。一旦要償兵費，賠教案，甚至供應各種玩好，皆取之於他們。物物有捐稅，處處設關卡、抽厘金，壓得工商業者透不過氣來。這些正是工商業者對清朝政府最為痛心疾首的。
清朝政權應當推翻，更因為它是一個賣國的政府。鄒容認為，清朝統治者是洋人的奴隸，廣大中國人民又是清政府的奴隸，隻有推翻清政府這個奴隸總管，才有可能使中國人變奴隸為主人。
他還指出，要從政治上革清朝的命，先要從自己思想上革“奴隸根性”的命。這種奴隸根性在中國由來已久。數千年來，忠於君，孝於祖，這是做奴隸的信條，是受壓迫人民的精神枷鎖，真正害死人。他又以辛辣的筆觸，寫了一首《奴才歌》，諷刺那些死抱封建信條的人：
奴才好！奴才好，不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裏且睡覺。
古今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且勿胡亂鬧。
鄒容認為，要打倒清政府，反對幹涉中國主權的“外來惡魔”帝國主義，革命的任務是很艱巨的。他號召人民起來學習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跟封建主義作鬥爭，“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刀，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魂力”。這樣，革命的目的總有一天會達到的。
在《革命軍》中，鄒容提出了結束中國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建立“中華共和國”的革命綱領二十五條。它的民主色彩，大大超過了興中會成立時發表的宣言，也為1905年的同盟會綱領做了思想準備。《革命軍》最後充滿信心地呼喚：
“革命獨立萬歲！”
“中華共和國萬歲！”
“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自由萬歲！”
這些口號充分地表述了當時要求革命的廣大誌士和人民的心聲。
鄒容在《革命軍》完稿後，將原稿拿給章太炎看，說文字太淺露，請他潤色。章太炎仔細閱讀了全文，極為讚賞，認為文字雖淺直，但要感動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就非這樣寫不可。他主動為《革命軍》作序，寫道：
嗚呼！世皆囂昧而不知話言，主文諷切，勿為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
意思是說，當世人們糊糊塗塗，不懂得那些比較隱晦諷切清政府的話，隻有震以雷霆之聲，才能使人猛醒，收到宣傳效果。
《革命軍》吹響了徹底推翻舊世界的戰鬥號角，舉起了用暴力推翻舊世界、走革命道路的大旗，就是這種振聾發聵的“雷霆之聲”，才能使人民猛醒。
興中會
興中會為清朝末年由孫中山和讚同孫中山主張的進步華僑所創立的、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
1894年（光緒二十年）夏，孫中山上書李鴻章積極要求改革。遭到拒絕後，於秋天出國。
10月，在鄭觀應的幫助下，孫中山從上海前往日本檀香山。這時，中日甲午戰爭已經爆發三個多月了，中國的海陸軍連遭敗績，日軍已經侵入中國東北地區。
這令懷抱“改良祖國”大誌卻痛感報國無門的孫中山倍感憂憤。於是，他就積極在華僑中間展開了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殘暴、倡議集結團體、共謀救國大計的宣傳鼓動活動。
當年11月24日，二十多名讚同孫中山主張的愛國誌士和進步華僑在檀香山聚議，成立了興中會，並通過了孫中山草擬的《興中會章程》，這標誌著興中會的成立。
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當時，劉祥、何寬被選為首任正副主席。《興中會章程》中斥責了清王朝昏庸誤國的行為，招致嚴重的民族危機，申述該會以“振興中華，挽救中局”為宗旨。在當時看來，興中會不同於以往反清的舊式會黨，而是一個在中國開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集團。
《革命軍》
《革命軍》一書是近代辛亥革命時期著名革命家鄒容所著。當時，他的署名為“革命軍馬前卒”。
1903年5月，《革命軍》由上海大同書局印行。同時，章太炎名著《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也同時出版。此後，這兩部書還曾合在一起刊行，稱為《章鄒合刊》。這兩篇名著在當時成為宣傳辛亥革命最有力的姐妹篇。
《革命軍》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理論為主要武器，從正麵闡述了革命的正義性與必要性。積極宣傳革命，排除滿人統治和實行民主共和，成為該書的主旋律。
在整本書中，都充滿了熾烈的革命熱情，言辭氣勢磅礴，振聾發聵。它就猶如一聲驚雷，把封建統治者的皇冠震落於地。它的作用和影響也正如魯迅先生所評價的那樣：
“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麼大關係。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