牲口哞哞叫，
聖嬰驚醒了。
但小主基督，
不哭也不鬧。①
【①傳說基督降生在馬槽裏。】
下麵的這一切基本上是實情。至少有關戰爭的部分是頗為真實的。我認識的一個人因為拿了別人的茶壺而真的在德累斯頓被槍斃了。我熟悉的另一個家夥確實發過誓，說戰爭結束後他要雇一批人來幹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不過這裏我沒有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
我確實於一九六七年用古根海姆基金給我的錢（真呱呱叫）再次去過德累斯頓。這地方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頓城，比戴頓城還空曠。那兒地下埋藏的屍骨一定有好多噸。
我是與我的老戰友伯納德·弗·奧黑爾一起重返德累斯頓的。
我們與出租汽車司機交上了朋友，他驅車送我們去屠場，我們當戰俘時就被關在那裏。司機名叫格哈特·繆勒爾。他說他一度作過美國人的俘虜。我們問他在共產黨領導下生活怎麼樣，他說開始時可怕，因為每個人都得努力工作，而且衣、食、住都不夠。但目前情況好得多了。他有了一套舒適的公寓房間，他的女兒也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母親已在德累斯頓大火中化為灰燼。
就這麼回事。
繆勒爾於聖誕節寄紿奧黑爾一張明信片，上麵寫著：“祝你的家人和朋友聖誕節愉快，新年快樂，並希望有朝一日碰上機會，能在和平、自由世界裏的出租汽車中再見。”
我很喜歡“有朝一日碰上機會”的說法。
我真不想告訴你們這本小說花費了我多少金錢，多少心血和時間。二十三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回到家裏，當時我認為寫德累斯頓的毀滅是輕而易舉的事兒，隻需報道我目睹的那些情況就行了；而且我還認為這部作品一定會成為名著，或者至少可以撈一大筆錢，因為這書的題目很大。
不過當時我腦子裏關於德累斯頓並沒有多少話要講——橫豎不夠寫一本書。就是現在，兒子已經成人，我已是一個飽經風霜，縈懷往事．愛抽帕瑪牌香煙的老頭兒了，卻依然沒有多少話要講。
雖然我感到回憶德累斯頓的往事毫無用處，但它卻引誘著我非把它寫出來不可，這使我想起了那有名的打油詩：
一個青年來自斯坦波爾，
對著他的工具自言自語：
“你花去了我所有的錢財，
又把我的健康毀壞，
如今你屁用沒有，你這個老蠢才。”
而且它還使我想起了一首歌，歌詞是這樣的：
在下名叫雍永森，
工作地點在威斯康星，
工作單位是木材廠。
有時走在路上撞見了人，
他們問我：“請問尊姓大名？”
我回答說：
“在下名叫雍承森，
工作地點在威斯康星……”
如此等等，周而複始。
多年來，見到我的人常問我在寫什麼，我總是回答說，主要是寫一本關於德累斯頓的書。
一次我對電影製片人哈裏森·斯塔爾說這話時，他揚起眉毛問道：“是一本反戰作品嗎？”
“我想是的。”我說。
“當我聽說有人寫反戰作品時，你知道我對他們講什麼？”
“不知道。你說啥，哈裏森·斯塔爾？”
“我說呀，與其寫反戰作品，何不寫反冰河的作品？”
他的意思當然是說：戰爭總會有的，反對戰爭就像攔截冰河一樣，談何容易。我也這樣想。
即令戰爭不像冰河那樣不停地湧來，人總還是要死的。
前兩年。當我著手寫這本關於德累斯頓的名著時，我想打電話給老戰友伯納德·弗·奧黑爾，問他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那時是賓夕法尼亞的地方檢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個作家。我們在部隊裏當過兵，是步兵偵察兵。我們從沒指望戰爭後發什麼財，但是我們生活得很好。
我讓貝爾電話公司找他，貝爾電話公司很有辦法，設法找到了他。有時在深夜我會發病，發病時就想喝酒和打電話。我喝醉酒，散發著玫瑰花和芥子氣的味兒，便把妻子熏跑。然後我就莊重而文雅地拿起電話筒，請電話員幫我跟多年不見的這個或那個朋友接通線路。
就這樣我與奧黑爾通了電話。他身材矮小，而我個兒高大。
戰爭期間我們是親密的夥伴，我們曾同時被捕。我在電話裏說明我是誰，他一下子就聽出來了。他還沒有上床，正在看書，他家裏的人卻都睡著了。
“聽我講——”我說，“我正在寫那本關於德累斯頓的書。我希望有人幫我回憶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到你那裏去看你，我們可以一塊兒喝酒，聊天，回憶。”
他的反應並不熱烈。他說他記的事情不多，但是他還是叫我去。
“我認為處死可憐的老埃德加·德比是全書的高xdx潮，”我說，“這是極大的諷刺。整個城市化為灰燼，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就在這時候一個美國士兵因為拿一隻茶壺而在廢墟中被抓了起來。他受到一般的審訊後，就被行刑隊槍斃了。”
“嗯。”奧黑爾說。
“你不認為這件事的確應當成為全書的高xdx潮嗎？”
“這個問題我一竅不通。”他說，“你懂這一行，我可不懂。”
我確實靠販賣高xdx潮、驚險的情節、人物素描和精彩獨特的對話來維持生活，我曾多次擬過德累斯頓故事的寫作提綱。其中最好的．或者也可說是最美的一個是寫在一卷糊牆紙的背後。
這份提綱是用我女兒的顏色筆畫的，一種顏色代表一個主要人物。糊牆紙的一端是故事的開頭，另一端是結尾，兩者中間的全部空白是故事的中間部分。藍線碰到紅線然後碰到黃線，黃線突然中止，因為黃線代表的那個人物死掉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頓的毀滅是用橙色的井字形垂直線條表示的，凡通過它而幸存的線條就出現在紙的另一邊。
這些線條停止的終點是哈雷市外易北河岸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著雨。歐洲的戰爭已結束兩個星期了。我們——英國人、美國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法國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蘭人和澳大利亞人——全都列隊站在那兒，由俄國士兵看守著，我們成千上萬的戰俘即將獲得釋放了。
在甜菜地的另一邊是成千上萬的俄國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等等，由美國士兵守衛。在雨中進行了戰俘交換——一個換一個。
奧黑爾和我與其他許多人爬上一輛美國大卡車的後麵。奧黑爾沒撈到什麼戰利品。其他人幾乎都有。我的戰利品是德國空軍使用的一把正規馬刀，我至今仍保存在身邊。我在本書中稱之為保羅·拉紮羅的那個發狂的小個子美國人大約有一誇脫鑽石、綠寶石、紅寶石等等。這些東西是他從德累斯頓地窯裏死人身上取下來的。
就這麼回事。
一個傻頭傻腦的英國人，牙齒掉光了，把他的戰利品全收在一隻帆布背包裏。這隻背包就放在我的腳背上。他不時地眯著眼睛看看背包，並扭著他細而瘦的脖子，轉動眼珠，想發現有誰向他的背包投來貪婪的目光。他還用布包拍打我的腳背。
我以為他是無意的。但是我錯了。他總得向誰顯示一下他背包裏的東西，而他認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與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開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鐵塔的石膏模型，上麵塗了金，裏麵還有一隻鍾。
“這玩藝兒真好。”他說。
飛機把我們送到法國的休養營地，那兒的巧克力、麥酒、冷凍牛奶及其它富有營養的食物把我們養得像個胖娃娃。然後我們被遣送回國，我還要了一個漂亮姑娘，她也養得像個胖娃娃。
我們還有了小孩。
他們現在都長大了，我也成了一個許多往事縈懷，愛抽帕瑪牌香煙的老頭。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點在威斯康星，工作單位是木材廠。
有時在深夜裏，我妻子上床後，我想打電話給我從前的女朋友。“電話員，不知道你能否告訴我某某太太的電話號碼。我想她住在什麼什麼地方。”
“先生，對不起。名單上沒有。”
“謝謝，電話員。找不到沒關係，謝謝。”
於足我放出狗或者說放狗進來，談上幾句。我讓它知道我喜歡它，它也讓我知道它喜歡我。它對玫瑰花和芥子氣的臭味並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對狗說，“你知道嗎？你蠻好。”
有時我打開無線電收聽波士頓或紐約的談話節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錄製的音樂會使我討厭。
我或遲或早地上床，妻子便問我已經什麼時候了。她總是想知道時間。有時我不知道，就說：“我說不上來。”
也有時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戰後我一度上過芝加哥大學，是人類學係的學生。那時他們教我們，說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麼絕對的不同。他們現在教的可能還是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