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還教導說，可笑的人、討厭的人、壞人或荒謬的人是沒有的。我父親去世前不久對我說：“你知道，你寫的小說全沒有壞蛋。”
我告訴他，這是我戰後從大學裏學到的道理之一。
我為了成為人類學家一麵在校學習，一麵在外邊兼職，每周掙二十八美元。我擔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聞局的警察通訊員。一次，他們把我從夜班調到日班，我一連工作了十六個小時。我們受到該城所有報紙的支持，如美聯社、合眾社等等。我們報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執安湖沿岸救生查緝隊等有關情況。我們通過芝加哥地下氣壓傳信管與支持我們的機構保持聯係。
通訊員在電話裏把報道告訴戴著耳機的記錄員，記錄員便把它打在蠟紙上，經過油印，這些報道便被塞進銅和絨製成的筒子裏，這些筒子又被氣管所吞沒。最厲害的通訊員和記錄員是婦女，她們頂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報道就是在電話裏講給這麼一個厲害女人聽的。
報道的是一個年輕的退伍軍人。他找到一個工作，在一座辦公大樓裏開老式電梯，一樓通電梯的門上有鐵的飾邊。鐵製的常春藤在孔洞裏穿進穿出，一根鐵的枝條上棲息著兩隻鐵製的情鳥。
這位退伍軍人打算把電梯開往地下室，他關起門來往下開，但是他的結婚戒指被門口的飾邊鉤住了。他被掛在空中，而電梯繼續往下降，於是電梯的頂棚把他砸得稀爛。就這麼回事。
我在電梯裏彙報了這個情況，準備打蠟紙的那個女人問我：“他妻子怎麼說呢？”
“她還不知道哩，”我說，“事情剛發生。”
“給她打個電話，看她怎麼說。”
“什麼？”
“告訴她你是警察局的費恩上尉。說有不幸的消息。把這事告訴她，看她說什麼。”
我照辦了：她說什麼是可想而知的。有個嬰兒，如此等等。
我回辦公室後，那女記錄員本人想了解情況，又問我那家夥被砸爛時是什麼樣子。
我向她講了。
“你感到惡心嗎？”她問。她正吃著三個火槍手牌的棒糖。
“哦，不，南希，”我說，“戰爭期間我見過許多比這還慘的事兒。”
那時人們就認為我在寫一本關於德累斯頓的書了。當時美國不大知道這次空襲。沒有幾個美國人知道它比——譬如說——廣島的轟炸還厲害得多連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沒怎麼公開。
在一次雞尾酒會上，我偶爾向芝加哥大學的一位教授談到我所看到的這次空襲，談到我要寫的這本書。他是一個稱之為“社會思想委員會”之類組織的會員。他向我談起集中營，談起德國人用猶太死人身上的脂肪製造肥皂和蠟燭等等。
我能說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確實使每個人變得很刻苦。我成了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通用電氣公司的對外宣傳聯絡員，並自告奮勇地擔任了阿爾普勞斯村的消防隊員，我在那兒買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
公司的老板是我可望碰到的最刻苦的人之一。他曾擔任巴爾的摩海軍對外宣傳聯絡中校。我在斯克內克塔迪時，他加入了荷蘭改革教會，那的確是個嚴格的教會。
有時他常嘲笑地問我為什麼沒當上軍官，好像認為我幹了什麼錯事似的我妻子和我都瘦了。這是我們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許多退伍軍人和他們的妻子也都瘦了。我認為，斯克內克塔迪最好的退伍軍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惡戰爭的退伍軍人是真正打過仗的軍人。
那時我就曾寫信給空軍，詢問德累斯頓空襲的詳情：誰下的命令，是多少架飛機幹的，為什麼要這樣幹，想取得什麼樣的結果等等。答複我的人與我一樣，是負責搞對外宣傳聯絡工作的。他說他很抱歉，這些情況仍屬絕密。
我向妻子大聲朗讀來信，並說：“保密？天哪——向誰保密？”
當時我們是世界聯邦分子。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是什麼人。我想，是電話員吧。我們打電話很多——至少我打得很多，而且在深夜。
在我與老戰友伯納德·弗·奧黑爾通過電話兩周以後，我真的跑去看他了。那大約是一九六四年——總之頭一年舉行了紐約世界博覽會。嗬，光陰似箭。①在下名叫雍永森，一個來自斯坦波爾的青年。
【①原文為拉丁文。】
我帶了兩個女孩子與我同往：我的女兒南尼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艾莉遜·米切爾。她們從未離開過科德角。我們看見了一條河，便得停下來，這樣，她們可以在河邊欣賞一會兒。她們從未見過這種不含鹽份、河床狹窄的流水。這是哈德遜河。河裏有鯉魚，我們能看得見。它們挺大，像核潛艇。
我們還看到了瀑布，那是些溪流，它們從懸崖上飛奔而下，注入特拉華河。要停下來看的東西很多——然後又該往前走，總得催她們走。小姑娘們穿著舞會上穿的白色禮服和黑鞋子，因此陌生人一眼就看出她們多麼可愛：“姑娘們，該走了。”我不時地提醒說。於是我們又往前走。
後來太陽下山了，我們在一家意大利餐館裏吃了晚飯，然後我便去敲伯納德·弗·奧黑爾家漂亮的石砌房子的大門。我手裏拿著一瓶愛爾蘭威士忌，那瓶子就像吃飯時搖的鈴子。
我會見了他的賢妻瑪麗，這本書就是奉獻給她的。還奉獻給德累斯頓的出租汽車司機格哈特·繆勒爾。瑪麗·奧黑爾是位訓練有素的護士，當護士對婦女來說是份好差使。
瑪麗很讚賞我帶去的兩個小女孩，讓她們與她自己的女孩一起玩，一起去樓上嬉戲、看電視。等孩子們走後，我才意識到瑪麗不喜歡我，或許是對這夜晚有什麼不快。她的態度客氣而冷淡。
“你們的房子很好，很舒適。”我說，這房子真是呱呱叫的。
“我安排了個地方，你們可以在那裏談話，不會受幹擾。”她說。
“好。”我說，我想象一間隔板套間的火爐前擺著兩張皮椅子，兩個老兵可以坐在那兒喝酒聊天。但是她卻把我們領到廚房。她在鋪著白瓷桌麵的餐桌旁放了兩張直靠背椅。頭頂上一隻兩百瓦燈泡的光線照射在桌麵上，令人眼花繚亂。瑪麗似乎為我們準備了一間手術室，她在桌子上隻放了一隻杯子，是專給我用的。她解釋說，戰爭結束後，奧黑爾就不能喝烈性飲料了。
於是我們坐了下來。奧黑爾很窘，但是他不肯告訴我出了什麼事情。我也沒想到是我惹得瑪麗如此惱火。我是個有家室的人。我隻結過一次婚。我不是醉鬼。戰爭期間我也沒有陷害過她丈夫。
她給自己調了一杯可口可樂，盛冰磚的盤子碰到潔白的小鏽鋼水池上，發出很大的聲響。然後她又走到別的房間去。但是她坐立不安，滿屋子轉來轉去，把門打開又關上，甚至把家具搬來搬去，以此來發泄心中的怒火。
我問奧黑爾，我說了或做了什麼，使她這麼不高興。
“沒什麼，”他說，“你別煩心。這跟你毫無關係。”他一片好心，他在扯謊。這跟我很有關係。
我們決定不理瑪麗而回憶戰爭。我拿出隨身帶來的兩瓶酒。
我們有時哈哈大笑，有時又微微一笑，似乎又想起了戰時的情況，但是我們誰也回憶不起什麼好事。奧黑爾想起在德累斯頓挨炸之前，有一個家夥喝得爛醉，我們隻好用手推車把他送回去。這件事也不值得寫本書。我回想起有兩個俄國士兵搶劫一個鍾表廠。他們拉了滿滿一馬車的鍾。他們興高采烈，酩酊大醉，抽著用報紙卷的粗大香煙。
我們回憶起來的大約就那麼多，而瑪麗仍然在弄出各種響聲。
她最後又到廚房裏來調可口可樂。她從冰箱裏又拿出一盤冰磚，把它砰的一聲丟進水池，雖然那裏麵已經扔了不少冰塊了。
然後她轉向我，讓我知道她多麼生氣，並且是生我的氣。她一直在自言自語，我隻聽到了她的片言隻語：“那時候你們不過是娃娃！”
“什麼？”我問。
“打仗的時候你們不過是娃娃——就像樓上的那些娃娃！”
我點頭表示這是真的。戰爭期間我們是傻頭傻腦、天真爛漫的孩子，我們的童年時代剛剛結束。
“但是你不準備那麼寫，是吧。”這不是問話，而是責備。
“我——我不知道。”我說。
“噢，我知道，”她說，“你會假裝你是成年人而不是娃娃，然後弗蘭克·西納特拉和約翰·韋恩或別的富有魅力的明星、好戰的髒老頭會在電影中扮演你們。於是戰爭看起來簡直妙不可言，所以我們還會有更多的戰爭。而打仗的將是像在樓上玩的那樣的娃娃。”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是戰爭使她如此氣惱。她不願意讓她的娃娃或別人的娃娃死於戰爭。她認為書本和電影對鼓動戰爭負有部分責任。
因此我舉起右手向她保證：“瑪麗，”我說，“我並不認為我能完成這本書。我寫好五千頁後肯定又會擱下來的。如果我真的會寫完這本書，我可以向你保證：書中決沒有弗蘭克·西納特拉或約翰·韋恩可以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