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個輕鬆而沉重的話題。說“輕鬆”很好理解，現在各式各樣的“幽默”的文藝形式都在詮釋著“輕鬆”這個詞彙（當然許多不合格“幽默作品”，如貧嘴惡舌之類，不僅不輕鬆，反而令人難耐，這一點可忽略不計，盡管其數量往往遠在合格作品之上）；另外，傳統的幽默故事中，又有相當數量的作品，人們讀了，笑過以後，又會產生一種麾之不去的“苦澀”。這裏“笑”不等於“愉快”。我更看重這類作品，從中可以感覺到在沉重的壓迫下，中國人的人性沒有完全泯滅，因為追求精神上的放鬆、追求愉快是人類內在的需求，它是人性的表現。然而，正是因為存在著專製壓迫，在追求放鬆的同時，長期外在的壓迫已經對中國人的內在精神世界產生影響，即使是“笑”，也很少有像佛祖弟子大迦葉那樣會心的“拈花微笑”，很少有孔子與追隨他的“二三子”之間胸無芥蒂的談笑，更少有梁山泊好漢那樣無所顧忌的開懷大笑。中國古人多是帶有自製性的“笑”，為此創造了那麼多有關“笑”的詞彙。例如，“淺笑”“目笑”“匿笑”“愧笑”“訕笑”“獻笑”“強笑”“詭笑”“諂笑”“供笑”“巧笑”等等，這些“笑”的目的雖然千差萬別，但有共同的一點，就是自製。我們從這些詞藻對“笑”的修飾限製中就可以看出“笑者”笑時的內在壓力。因此說到中國人的“笑”隻說“輕鬆”的一麵是遠遠不夠的，它還有“沉重”的一麵。
這裏可以隨手拈出幾個古代的笑話，好學深思的讀者可以從中體味一下，其所包含的是不是愉快性的“笑”：
有受人雇覓，而代之見官受打者，以其所得之錢與行杖皂吏，打之稍輕。既出，則向雇己之人叩頭曰：“恩主爺，不虧你的錢，就打殺了。”
明·趙南星《笑讚》
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一儒生曰：“乃‘泰航’耳。”其人曰：“我乃親到山下見其碑也。”相爭不決，曰：“我二人賭一東道，某學究識字多，試往問之。”及見學究，問之。學究曰：“是‘代形’也。”輸東道者怨之，學究曰：“你雖輸一東道，卻叫他念一生別字。”
明·趙南星《笑讚》
有掘地得金羅漢一尊者，乃以手鑿其手不己，問那十七尊何在？
明·馮夢龍《笑府》
好討便宜，市人相戒，無敢過其門者。或攜砂石一塊，自念無妨，徑之。其人一見，急趨入取廚下刀，於石上一在鐾，麾曰“去”。
明·馮夢龍《笑府》
我們在讀了這些笑話之後，不僅會忍俊不禁，而且也會深長思之的。那位替人家挨了打，還要向人家致謝的草民；那位立意要讓求教者念一輩子錯別字的學究（注意！這裏說的不單是識字問題）；那位得隴望蜀的貪婪者；那位雁過拔毛“實幹家”給予讀者的都不隻是單純的、愉悅性的“笑”。這裏所展示的“笑”。有的令人悲哀；有的使人感到陰險；有的讓人氣憤；有的使人哀憫。這些在中國古代的幽默中占了相當大的一部分。這就是說，中國人的幽默中“沉重”的一麵，至少不亞於“輕鬆”的一麵。
現代意義上的“幽默”是個外來詞。中國古代雖有“幽默”一詞，而且頗有來頭，出自屈原的《九章·懷沙》。該篇有“孔靜幽默”的句子，不過這裏的“幽默”作“寂靜無聲”講，與現代意義上的幽默不相幹。現代意義的幽默是林語堂先生於1924年從日本引進的。當時他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了《征譯散文並提倡幽默》與《幽默雜話》。這裏幽默隻是humour的音譯。一般英語詞典把幽默解釋為“滑稽、可笑、有趣”，《大英百科全書》1980年版把它與“機智”列為一條，並說：“幽默雖然絢麗多彩、千變萬化，卻可以簡單地稱之為‘一種能夠誘發笑聲反應的刺激’。”這可以視為廣義的幽默，但是這個定義沒有得到中國理論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幽默在中國學者和作家心目中總是與深刻相聯係，甚至帶點兒崇高的色彩。這是因為幽默初入中國時有兩個渠道，一是英國，為語堂所宗，他在1934年寫《論幽默》時，多引英國作家麥烈蒂斯（Meredith）《喜劇論》中的意見，因此，語堂雖然也反對粗鄙不堪的笑話，但他提倡幽默還是近於詼諧有趣的；另一渠道是日本，魯迅二十年代翻譯了鶴輔見佑的《論幽默》便是一例。魯迅自二十年代中葉以後成為文壇主流派代表，他的意見為多數作家所尊崇，因此日本學界關於幽默的理論對中國文壇有決定性影響（日本則是受到德國哲學的影響）。《大日本百科事典》1980年版的“幽默”條指出，幽默與機智不同，它說：“雖然二者同樣都能感受或表達詼諧趣味，但機智是專指單純的理性能力，而幽默則含有對詼諧性的表達所涉及的對象寄寓同情的情感因素，它的最大特點在於通過這種情感因素來揭示人們對悲戚命運的感歎。”又說“幽默不是以居高臨下的超然態度來譏笑他人愚蠢的笑，而是在嘲弄他人的同時又傾注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人類的可悲本性的哀歎和愛憐的一種內涵複雜的笑。由此可見，幽默不像‘機智’那樣，隻對眼前的種種現象作出反映，加以發現，而與一種更為抽象的人生觀念相關聯。它所引起的不僅僅是哄堂大笑，有時還有苦澀的微笑或含淚的悲笑。”這些觀點反映自本世紀初以來日本學界對幽默的看法。
上述的兩種意見在三十年代還有過一次交鋒，起源於語堂辦幽默刊物《論語》與他大聲疾呼，提倡幽默。對此，魯迅說：“去年是‘幽默’大走鴻運的時候，《論語》以外，也是開口幽默，閉口幽默。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小品文的生機》）又說：“……轟的一聲，天下無不是幽默和小品。”（《一思而行》）幽默本是隻宜邂逅，不宜提倡的。林語堂一提倡，隨之而來的便是形形色色的贗品。更令正直的人們難以忍受的，論語派倡導的矯揉造作的解放性靈之類，實際上是“化屠夫的凶殘為一笑”。在這種氛圍下，連最懂幽默、在其作品中最富於幽默情趣的魯迅也說：“我不愛幽默。”又說“中國向來不大有幽默”。這些雖然是有激之言，但確實也是針對那些把肉麻當有趣，針對那些把油滑、輕薄、猥褻、惡俗、嘻皮笑臉、貧嘴惡舌等都加以“幽默”桂冠的。這種偽幽默比沒有幽默更令人討厭百倍，當時尚很年輕的錢鍾書先生在稍後也曾以諷刺筆調寫道：
自從幽默文學提倡以來，賣笑成為文人的職業。幽默當然要用笑來發泄，但笑未必就表示著幽默。劉繼莊《廣陽雜記》雲：“驢鳴似哭，馬嘶如笑”。而馬並不以幽默名家，大約因為臉太長的緣故。老實說，一大部分人的笑，也隻等於馬鳴蕭蕭，充不得什麼幽默。
（見《寫在人生邊上》）
他又說：
一般人並非因有幽默而笑，是會笑而借笑來掩飾他們沒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漸喪失；本來是幽默豐富的流露，慢慢變成了幽默的貧乏的遮蓋。於是你看見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還有風行一時的幽默文學。
魯迅與錢先生所說的是不是使我們有點似曾相識之感？幽默是文明與開明的產物，缺少此二“明”便沒有幽默。笑與幽默背離，使它缺少深長有味的感染力量。這樣的“幽默文學”，實際上是假冒偽劣的精神產品，它使讀者精神上受到折磨。笑隻有出自幽默，才具有超越力量，才能使人們從中得到真正的愉悅。
由於魯迅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更由於曆來士大夫在審美情趣上就有鄙薄庸俗、鄙薄低級趣味的傳統，從而使幽默成為高品位藝術趣味，也被認為是一種優雅氣質、一種超脫心態、一種瀟灑的人生態度。具有幽默感的人們善於以溫厚的詼諧和同情的愉悅接人待物，用以克服人們之間的隔閡，達到人際圓融的目的。這已經成為理論界的共識，當然，這是從深層次來看待幽默；如果從淺層次來說，幽默是一種藝術手段，是一種特殊的喜劇形式，是一種輕快、詼諧而且意味深長的筆調，是一種風趣而機智的思考問題的方法。它的本質是用“神形倒錯”的方法來表現美壓倒醜的優勢。其表現效果則是一種輕鬆然而有深意的笑。隻有具有幽默感的人才能有幽默的藝術表現，幽默不是擠出來的。所以魯迅說一個月擠出兩本幽默刊物本身就不幽默。
幽默的標尺定得如此之高，那麼古代的中國是否有幽默存在呢？傳統的中國人是否有幽默感呢？這又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林語堂在《論幽默》中開宗明義地說“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人之智慧已啟，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尚有餘力，從容處之，遂有幽默，一或者一旦聰明起來，對人之智慧本身發生疑惑，處處發現人類的愚笨、矛盾、偏執、自大，幽默也就跟著出現。”他又說，莊子為中國幽默之始祖，中國幽默源遠流長，“中國人人都有自己的幽默”。魯迅對於這種意見十分反感，他針鋒相對地說：“我們有唐伯虎、有徐文長，還有最有名的金聖歎……和‘幽默’是並無瓜葛的。”因為在千百年來“皇帝不肯笑，奴隸不準笑的。他們會笑，就怕他們也會哭、會想、會鬧起來”。“這可見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魯迅說的是封建社會專製主義社會的總體狀況，也是有道理的。因為專製主義蔑視人的權利，是反人性的，而幽默是從人性中引申出來的。幽默要有兩大支柱：一是文明，一是開明，或者再進一步說就是民主，缺一不可，而這兩者都是與封建專製主義水火不相容的。我們不妨看一看西安臨潼出土的秦兵馬俑。那些披掛整齊、全副武裝的將士，作為戰鬥群體確實是威風凜凜、勢不可當的；可是作為個人，它們個個麵孔嚴肅、目光呆滯，毫無喜怒哀樂的表情，是毫無個性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與古希臘的雕塑作一對比）。沒有個性的人哪裏來的幽默呢？它們正體現秦始皇統治的威嚴、殘酷。他的統一大業是“振長策而禦宇內”，“執敲撲以鞭笞天下”，他把統治下的百姓整治成為毫無性靈的“一段呆木頭”。正像魯迅所說“專製使人變成死像”，秦兵馬俑就是一個很好的樣板。因此，在封建社會裏，從整體上看，國人是嚴肅有餘（或說麻木有餘），幽默不足的。正人君子，不苟言笑；鬥筲小人，不敢言笑；上人下人之際不會笑；男女之間不能笑。這樣，還有什麼空間留給了幽默呢？宋代詩人陳師道有句雲：“不惜卷簾通一笑，怕君著眼未分明。”詩中雖有寄托，亦不免被道學家責為輕薄。倒是陳後主之妹樂昌公主亡國之後，沒人豪門，再見到前夫徐德言時所寫的兩句詩頗能反映專製製度下知識階層的心態：“啼笑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這是受了文明熏陶的士大夫的心態，至於廣大勞苦民眾連“啼笑”的能力也被剝奪了，他們過的是“辛苦麻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