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麵，當然是主流的一麵。中國封建社會長達兩三千年。各個時期專製程度是不大相同的，因而人們的心態也就很有區別。封建社會上升時期與沒落時期不同。魯迅也說過遙想漢唐時期的閎放就與宋以後國粹氣味熏人大不相同；其次，國家的統一與分裂、皇帝的才質的高低與其信仰什麼學說以及統治集團的腐敗程度都對一個時代的政治氣候有所影響，而政治氣候的冷暖、治道的嚴酷與寬鬆都是直接影響人們心態的。例如先秦時期，封建統一的專製國家還沒有建立，隻是分裂為諸多大大小小的諸侯國，除了一些暴君統治的國家外，大多數諸侯國的統治較為寬鬆。我們還可以從《詩經》《國風》如《溱洧》、《籜兮》等許多名篇中想象當時青年男女嘻笑戲謔的情景。於是就有了《衛風·淇奧》中“善戲墟兮，不為虐兮”的名句。這種相對寬鬆的政治氣候與社會氛圍給幽默以成長的空間。這種情況不僅在先秦，在以後的兩千年中，也時有出現，如漢代文景時期、南朝、盛唐、晚明時期都有過不同程度的寬鬆。這是說外部條件；從士大夫的內心世界來看孔顏樂處、儒道互補，淡泊明誌、寧靜致遠形成了“內在的歡樂”。這些為幽默開拓了一塊個人內部的空間。
另外，專製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不單純是君臣父子與上下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儒家注重的五倫之中還有平等或接近平等的關係，如夫婦、朋友、師友、兄弟之間的關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難以幽默溝通，而平等或接近平等的人們之間則較易於以幽默交流，這主要取決於交流主體的文明程度與時代氛圍。即使是政治氣候比較嚴酷的時代，隻要主體胸襟開闊、氣度超脫，其幽默的靈光仍不可滅。北宋蘇東坡因詩文著作而觸及時忌，遭受迫害。當朝廷派欽差到湖州去拘捕他時，一家大小非常緊張，妻子王氏哭得死去活來。蘇軾卻十分鎮定，給她講了一個故事：宋真宗時代有位隱士名叫楊樸，能詩。真宗召見他，並問能作詩否？楊說不能。真宗又問：“臨行有人作詩送行否？”楊說隻有老妻作了一首七絕：
且休落拓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
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詩意為你這次被皇帝老官捉走了，再不要像平日那樣貪杯詠詩，否則要丟掉老腦殼的。真宗聽了大笑，便把楊樸放回了家。蘇東坡講完了這個故事，風趣地說：“你難道不能像楊處士老妻那樣作一首詩送給我，為我送行嗎？”這句話把王氏也逗笑了。可見幽默沒有因為專製而完全絕跡。幽默還是與一個人主觀世界、內在空間，也就是他的學養、閱曆、胸襟、氣度有著深刻聯係。
先秦是中國知識階層最活躍時期，有知識、有教養、有能力、有專長的士人是各國君主爭奪的對象，出現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局麵。這時的士人躊躇滿誌、個性充分發展，於是幽默與幽默文學得到相應的生長。那時不僅學者大多具有幽默感，就是一般士人也是風趣盎然的。我們讀一讀《左傳》、《國語》、《戰國策》，可以看到當時的士人的風貌。有多少神采飛揚、極富幽默的人！被後人奉為“大成至聖先師”的孔子也並不像電視劇所寫的那樣永遠板著麵孔“作思考重大問題狀”。我們從《論語》及其他有關記載看，他是個極有風趣、並具有一定平等精神的學者。林語堂說：“當今世人隻認孔子做聖人，不讓孔子做人，不許以有常人之情。”又說：“夫孔子一多情人也，有笑、有怒、有喜、有憎，好樂好歌，甚至好哭，皆是一位活靈活現人的表記。”（《思孔子》）《論語》所記多是孔子雍融、和易、幽默的一麵。孔子在與學生交流過程中很少有居高臨下和盲目維護師道尊嚴的偏執。例如有一次他帶著學生從武城經過。其時孔子弟子言偃正在此居官，積極推廣禮樂教化，鼓瑟悠然。孔子莞爾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有嘲笑言偃小題大作之意。言偃聽了反駁說：“君子學道則愛人。”意為自己學習儒道就是為了推行禮樂以愛人，難道因為治理的地方狹小就不奉行此道嗎？言偃的據理反駁並沒有使孔子感到失去麵子，他更不固執己見，並說：“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無論從前麵所說“錯話”，還是從後來的更正來看，皆可見孔子的為人的豁達坦蕩和他在與學生溝通時的幽默態度。在回答學生問題時他也時常表現出寬厚、機智、詼諧極為幽默感，例如子路問如何事奉鬼神，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對子路的問題有所不滿，但不正麵批評而是溫和地加以引導，這充分表現出孔子的個性。其他如老子、晏嬰、莊子、孟子、荀子無不有豐富的幽默感，他們寫過許多幽默故事，用以宣傳他們的主張。甚至看來刻酷寡恩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也在其著作《韓非子》寫下許多幽默而意味深長的故事，如“鄭人買履”、“鄭人爭年”、“守株待兔”、“濫竽充數”、“郢收燕說”、“卜妻為褲”等等。這是春秋戰國時的狀況。
秦朝以後第一流的文人學者大多具有內在空間，因此他們總是有意無意地流露出幽默感，這裏隻舉幾位未被人們普遍認可的例子。例如，談到司馬遷給讀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受宮刑後的“腸一日而九回”的痛苦與惋憤。其代表作品《史記》被稱為“無韻之《離騷》”。固然《史記》有著強烈的愛憎傾向，但司馬遷又是曆史的觀察者，他有超越世俗與常人的冷靜和客觀，因此，他筆下的許多曆史事件與人物是富於喜劇性的（發現喜劇性是需要幽默感的）。不必說他在描述漢高祖劉邦的遊民無賴作風與其平凡小事時處處流露出幽默感，令人忍俊不禁；即使寫到秦皇漢武這些直到今日仍然令許多人仰望的人物也多用莊重的筆調描寫其可笑一麵（如寫秦始皇為了鞏固自己的王朝所做的種種努力與二人對求仙與長生的渴望）。其中《外戚世家》寫漢景帝的竇皇後與其失散多年的弟弟初次見麵時，話及昔日的艱辛“於是竇後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禦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後悲哀。”用筆簡潔、冷雋不加評述，隻從旁觀者的角度再現其具體場景，但可笑性便展現在讀者麵前。又如《萬石君列傳》寫石奮一家“無文學”，惟靠“恭謹無與比”做官、升官的情景，亦足令人噴飯。石奮有一個在禮數上最為“簡易”的兒子石慶，為皇帝駕車出行，“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石家就靠這點謹小慎微也一個個位至公卿。司馬遷在客觀地描寫石家為了“恭謹”而超常地做作與虛偽的同時也流露出對他們的悲憫。因此，仔細體味這篇作品，其中的幽默是大於諷刺的。
杜甫作為詩人給讀者的印象是“貧病老醜”，有人加以“村夫子”綽號，公開譏笑；有人則冠以“詩聖”的桂冠，捧上廟堂。近幾十年來，研究者們又隻強調其作品的“批判性”、“戰鬥性”的一麵，於是杜甫似乎在歎老嗟卑、哀痛傷感之外就是橫眉立目了。其實杜甫自有溫厚、幽默的一麵，這些亦從其作品中流露出來，特別是在與朋友的交往和家庭生活中，杜甫的幽默性格表現得更為充分，你看他寫給不拘形跡的老朋友鄭虔的詩：
廣文到官舍，係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長官罵。
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鄭虔詩書畫皆佳，唐玄宗親自品題為“三絕”。可是這樣的人才竟然連求溫飽皆不可得，時時要靠朋友接濟。這首詩有對統治者輕視人才的憤怒，但更多的還是對老友的同情與安慰。因此，詩寫得極為風趣、幽默，可以想見鄭虔讀到此詩也會開心一笑吧！對於家中的老妻稚子則更是如此，不論環境如何困難，詩人在妻子兒女麵前總是帶著微笑，以博大的胸懷撫慰他們。即使反映戰亂之苦和自己對朝廷大政意見的《北征》中也沒有忘記以戲謔的筆調寫到自己的歸來給妻兒們帶來的歡樂：
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栗。粉黛亦解包，衾稠稍羅列。瘦妻麵複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
“癡女”曉妝狼藉、胭脂粉黛塗了滿臉，與小女兒的調笑正是對妻子的幽默。杜甫在成都草堂生活時期，這類作品更多，可見杜甫也不是總板著麵孔的。
幽默是產生於民間的，後來由於物質與精神上的雙重困境才使得他們變得麻木起來，但幽默在老百姓中也沒有完全絕跡。這主要表現在民間文學的創作之中，如歌謠、笑話、民間故事、相聲、曲藝之中。這些不僅是他們情緒的反映，也是他們智慧的結晶，而幽默與智慧有不解之緣。《左傳·宣公二年》記宋國將領華元率領宋軍與鄭楚聯軍作戰，兵敗被俘，宋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把他贖了回來。他還神氣活現地巡視築城工地，那些築城的民工們唱道：“暉其目，皤其腹，棄甲而複。於思於思，棄甲複來。”寥寥數語為這位丟盔棄甲的敗軍之將描繪出一幅可笑的畫像。他瞪著圓眼、拕挲著絡腮胡子，得意地在城牆上走來走去。華元也自有其幽默感，他沒有發怒而是叫其副手以歌謠作答：“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牛皮、犀牛皮還很多嘛，損失一點甲胄又算得了什麼呢？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交點學費也是應該的。民工們又接著唱道：“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縱然有各種皮子，但沒有丹漆彩繪怎麼辦呢？意為您學費交得太多了吧！華元語塞，對副手說：他們人多，我們說不過他們於是狼狽而去。看來華元還很大度，他沒有惱羞成怒，這也正是民工敢於對他幽默的前提。統治的寬鬆是幽默賴以產生的土壤，否則人們救過不贍，又怎麼幽默得起來呢？後世的許多笑話也出自民間，但由於製度的變化，專製日益嚴酷，像這樣敢於當麵嘲笑統治者的幽默是不多見了。對自己生活處境的不滿往往成為自嘲。這在曆代笑話中並不少見，細想起來，也很可悲。明代徐渭在《答張太史》的書信中記杭州腳夫的話說“風在戴老爺家過夏，在我家過冬。”隻一句話便把“戴老爺家”的生活環境與“我家”生活環境的巨大差距形象而幽默地表現了出來。從當代民間流傳的許多歌謠中也可以看出民眾的智慧幽默有時也是難以企及的。
幽默與幽默文學一個重要的來源是古代宮廷俳優的戲謔。宮廷俳優大約夏商就已存在，春秋時代引起社會的關注。如晉國的優施、楚國的優孟、齊國的淳於髡都是以大膽地參與朝政而載諸史籍的。宮廷俳優的職責是娛樂君王和後妃。他們是職業的滑稽家、幽默家。如果說“賣笑”為生的話，首先應該是指他們。不過這個“賣笑”與我們通常說的娼妓賣笑略有區別。娼妓賣笑是用自己的笑去取悅他人，換得一碗飯吃；而俳優的“賣笑”往往是自己不笑而使他人笑。宮廷俳優多非俊男靚女，有些還是殘疾人，他們要把人逗笑還是不容易的，這就要求他們掌握笑的規律，笑的藝術。由於宮廷俳優地位特殊，整天與帝王後妃打交道，所謂“職位不高地位高”也。他們耳濡目染多是朝廷大事，因此，他們在逗君王笑的同時，往往融人了自己對時政、社會、人生的意見。又因為他們精通笑的藝術，善於把一些尖銳的批評化為“婉而多諷”幽默地表達出來，使聽者在笑過之後，比較易於接受。這類事例很多。《史記》專為俳優立傳，是為《滑稽列傳》，其中優孟諫楚王賤人貴馬、優旃諫秦始皇大建園囿、諫秦二世漆城都是人所共知的。有的幽默還很大膽，如唐末軍閥朱溫權傾當朝，連皇帝都由他廢立生殺，於是滿朝都是頌揚之聲。在一宴會上有人歌頌說：“我們的元勳梁王（朱溫）真是太偉大了，五百年才出一位啊！”另一個優人在一旁說：“幸虧是五百年才出一個，要是一年出一個，老百姓還受得了啊！”像這類的故事在任二北先生輯錄的《優語集》中收錄三百餘條。司馬遷讚美他們“不流世俗，不爭勢力，上下無所凝滯，人之莫害以道為用”（《太史公自序》）。也就是說這些敢於諷諫、敢於表達自己意見的俳優是頗有點超脫精神的。他們以幽默打通上下之間的阻隔。因此，他們機智而富於諧趣的“微言”是可以起到“排難解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