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說明古代的中國有幽默，雖然它不普遍、有人甚至因幽默而獲罪，但是它仍然不絕如縷，基本上是沿著士大夫、民間、俳優三條線索發展。一般說來，宋代以前幽默精神多散見於文人著作之中（如史籍、子書、筆記以及各種詩文集），而且往往是妙手偶得，並非刻意追求。而民間、俳優的幽默則常常受到壓製與歪曲，於是，有的因此而獻身，有的幽默則變成油滑、庸俗、低級趣味，甚至流為阿Q主義；嚴文井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說：“中國這塊土壤，產生不了唐·吉訶德。我們的國情隻允許產生阿Q。”這便是兩千多年專製主義壓迫的結果與缺少幽默文化的表征。
前麵說過笑不一定有幽默，笑話也同樣如此。它的品位決定其是否屬於幽默文學。笑話來自於民間，最初隻是口耳相傳、自我愉悅。後來經過許多人的加工、創造與文士的記錄才得以流傳。先秦諸子的著作中的許多帶有詼諧色彩的寓言就是古老的笑話。先秦諸子用它們說理，使它們獲得了永恒的理性。作者把這些笑話講給人們聽，不是要逗人們笑，而是用它說明某個道理、啟發人們思考某個問題。笑本來就與理智有著天然的聯係。它是不動感情的，動感情則不笑。十年浩劫當中，沉浸在“忠字舞”激情中的“革命群眾”決不以為自己的表演為可笑。魏晉以來，社會動亂，士人追求感官刺激與肉體上的享樂，此時笑開始為社會所重視，把它作為一種自我放鬆的手段，笑逐漸與思考脫鉤，它從經史中獨立出來，變成單純的笑。晉人孫楚寫了篇《笑賦》，賦中隻描寫笑的形狀，而未及笑理、笑資，可見當時人們對它認識尚很膚淺。曹魏時期還出現第一個笑話集——邯鄲淳的《笑林》。此書三卷已佚。從現在輯本來看，都是單純逗人一笑的作品，其中也有有“理”者，但編者的目的不在於說理。這與後世名目眾多的笑話集是大體相同的，因此，其中皆收錄了一些能夠逗笑，但品味不高的作品，這些便很難歸人幽默的範疇。
其後又出現了魏澹的（笑苑）、陽玠鬆的《解頤》、侯白的《啟顏錄》。特別是侯白，史有其人，生活在隋末唐初，與隋朝元勳楊素有交往，楊常常找他說笑話。侯白為人滑稽多智，好講笑話，後遂成為“箭垛式”人物，唐代許多笑話都假名於他。敦煌石室所藏鈔本，其中也有《啟顏錄》，可見其影響之廣。
宋代和宋代以後笑話集逐漸增多。此時期笑話集的特點是文人參與笑話之創作，如錢易的《滑稽集》、高懌的《群居解頤》、蘇軾的《艾子雜說》（以前傳為蘇軾所作，現經學者考證確定為蘇軾所作）、呂居仁的《軒渠錄》、邢居實的《拊掌錄》、朱暉的《絕倒錄》等等。這些笑話集有個共同之處就是多記士大夫之間的戲謔之詞和可笑之事。北宋以後，通俗文學崛起，這不僅體現在通俗小說、南戲、雜劇、散曲等新興文藝形式為文人所重視，不得意的士人和遊蕩江湖的落魄文人們還染指這類文藝形式的創作；而且民間笑話也因為娛樂行業的發達而勃興。書坊為了賺錢刊刻了不少為秦樓楚館所用的小調俗曲的唱本，其中大多都載有反映市民趣味的笑話，有些有銷路的笑話集，也受到出版商的歡迎。馮夢龍編刻《古今譚概》很少有人購買，後易名《古今笑》，則“購之惟恨不早”（見《古今笑史序》）。一些文士，有的甚至是有相當高社會地位的士大夫（如寫《笑讚》的趙南星官至吏部尚書，是東林黨人重要的領袖人物）熱衷於民間笑話的搜集與整理，力圖從中發掘機趣與理念。明代的主導意識形態是道學，道學君子的典型形象是“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的。在這樣的氛圍下，道學先生們怎麼能笑呢？如果仰天大笑，他們的高帽子不是要跌落在地嗎？而那頂“帽子”正是他們混飯吃、竊取功名利祿必不可少的道具。那些重視民間笑話的文士們正是從肯定笑入手達到超脫人生、認識社會的目的。這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幽默不遠了。江盈科在《諧史序》中說：“仁義素張，何妨一弛；鬱陶不開，非以滌性。”意為：老繃著仁義道德那根弦幹什麼？為什麼不放鬆放鬆呢？整天愁眉不展，那是不能展現自己本性的。他們還認為民間笑話比“莊言危論”更有群眾基礎。“三台山人”為李卓吾《山中一夕話》所作的《序》中說竊思人生世間，與之莊言危論，則聽者寥寥，與之謔浪詼諧，則歡聲滿座，是笑征話之聖而話實笑之君由此可見明代文士重視民間笑話是與當時反對道學禁錮，尊崇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密切相關的。他們認識到笑話不僅可以消愁破悶，為“孤居無聊之一助”，更可以通過它“談名理，通世故”（見趙南星《笑讚》）。因此，在他們搜集、創作笑話的同時，還加以評論，直接寫出自己的意見。這在劉元卿的《應諧錄》、江盈科的《雪濤小說》、趙南星《笑讚》、潘遊龍《笑禪錄》、馮夢龍《古今譚概》等書中都有作者大量評論文字。特別是馮夢龍，他有意識地把正統史書與通俗文學結合起來。《古今譚概》就是根據古今正史、筆記叢談、稗官野史摘編而成。這部卷帙浩繁笑話集中的故事絕大多數是“真人真事”，經過馮氏別具匠心的編輯、批評便組成一幅奇詭可笑的漫畫長卷，其中不少是意味深長、諧趣盎然的幽默故事，也可以說它為讀者展示了一千餘年人情世相。古代中國幽默文字中，它是局品味的。
清代帶著諧謔色彩的筆記與書坊刊刻笑話集之多，可稱古今第一，但其質量遠遜於明代，這與嚴酷的民族壓迫與文字獄有關，在人人自危的氛圍下，人們想幽默也幽默不起來。像有關金聖歎被殺頭時的傳說、像對“好快刀”的讚美，曾為論客津津樂道，我總以為那種“化屠夫之凶殘為一笑”的做法，充不得什麼幽默而是阿Q精神了。
從上述可見古代笑話是古代中國文化與世相的產物。古代的幽默家也早就認識到這一點。馮夢龍說：“古往今來莫非話也，話莫非笑也。兩儀之混沌開辟，列聖之揖讓征誅，見者其誰耶？其亦話之而已耳。後之話今，亦猶今之話昔。話之而疑之可笑也，話之而信之，尤可笑也。”又說：“《笑府》集笑話也，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嗔，請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人話柄。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皆見《笑府序》）所謂“話”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相百態，這個林林總總的世界，如果我們超脫一些就會發現許多可笑的東西。《古今譚概》取之於史書的故事，其在原書，人們也沒有感到它們的可笑，因為這些與人們對該曆史人物的好惡聯係在一起，隻有擺脫了情感幹擾，才顯示出其可笑的一麵。總之，幽默作為世相，觀察它需要冷靜、客觀，而在表現它時方有情感的投入。無論是“觀察”、“情感”的出發點，還是“觀察”、“情感”的方式都是由文化傳統決定與規範的。因此，本書所說的文化幽默世態是一回事，隻是觀察它的角度不同罷了。
這本小書從古代的幽默小品（包括詼諧性寓言、笑話與小品文）中所表現的世態出發探討傳統文化的利弊與人性的弱點。為了使更多讀者對這些本來屬於理論上的問題有所理解。我采用雜文的形式來表現。
全書包括雜文99篇，後附幽默小品百餘篇，根據雜文中所表現的思想，並參照所附幽默作品的內容將全書分為八類，即生活、人性、世態、治術、官吏、文士、市井、遊民。前四類參照文化形態區別，後四類是按照不同階層的意識、心態區分。近幾年來文化研究是個熱門，發表的專著論文已經不少，但大多作品隻是在作史的闡述，或邏輯上的論辯，而且也多局限在觀念形態文化與製度文化範疇內，而對物質文化與心態文化則涉獵較少，特別是民間百姓的心態文化更少涉及。本書意欲根據民間及士大夫幽默文學作品所反映的古代社會中各個階層的心態，參照古今中外有關故事對它們作出文化上的描述，以期讀者對於傳統文化、傳統人格給現代人造成的精神負擔有所認識。當然，這隻是作者的期望，是否能夠做到，這一點是要讀者評斷與認可了。
可能由於生活節奏的加快，雜文小品頗為行時，許多報刊開了專欄。這些多屬於時事雜文，它們多是針對現實問題而發。而本書中的雜文是針對傳統文化的，如果套用文化小說的用法，可稱之為“文化雜文”。它主要是由文後所附的一兩篇幽默小品發揮開去，雖然文中也時時會出現現實的事例或詞句，那也隻是為了增加文章的趣味，以激發讀者的興趣。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現實，而著眼於既往。隻有正確地對待曆史，才能把握未來。
中國沒有中斷的曆史記載已經有兩千餘年了，在這段期間內我們的祖先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這既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又是我們自立與前進的包袱。有些人——包括一些學者論及既往，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難免有情感摻雜其間，從而作出與事實不符的評斷。現在我們從幽默出發，如能以幽默的態度回顧過去，自然而然地就會擺脫感情的迷亂、恢複理智的力量，使我們對自己的過去與現在有所認識，這是作者希望與諸者共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