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尹押解著和尚遣送邊疆，夜半，和尚剃光裏尹的頭發後逃逸。第二天，裏尹醒來，摸了摸寸發皆無的腦袋，突然驚呼：“和尚還在，我到哪裏去了？”是啊！我到哪裏去了？看似荒誕的問題，卻蘊涵著深刻的哲理。古往今來，理直氣壯，時時刻刻意識到自己存在的能有幾人？東晉時玄學家殷浩曾深沉地說：“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這種表白在當時還是空穀足音。南北朝是思想開放時期，不乏敢於“非湯武而薄周孔”之士。殷浩崇拜老莊、藐視名教。他也還是在內心鬥爭了很久之後才肯定地表示“寧作我”，而不是什麼其他。一些崇尚個性解放的詩人也往往是三杯下肚之後才會忘情地高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的確，在封建時代意識到自我的存在是頗為不易的。它不僅意味著人的覺醒，也標誌著對現實秩序的叛逆。
封建社會的統治者與社會輿論要求人們克己、忘我，隻要記住自己的身份就可以了。春秋時代齊景公向孔子請教政治之精義孔子回答了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用現代語言翻譯就是：不同等級的人們都要安於自！的位置實行自己的角色義務。這裏，你、我、他不見了，至於個人的價值、個性的存在，對不起，則被我們古聖昔賢忽略了。他們認為隻有這樣，天下才會大治，人們才能永享太平。為了實現這種“理想”、為了使處於下位之人盡其職責，甚至不惜以戕害個人、戕害個性為代價。最極端的就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屬於自己個人的生命完全操縱在他人手中，個人還有什麼自我可言。人人都喪失了自我，這樣的“太平盛世”不過是“做穩了的奴隸時代”的別名。
有的學者論及中國文化時說中國傳統重視人的地位，把人與天、地並立，作為“三才”之一，開人文主義之先河。他們不懂得傳統文化中所說的“人”，不是個人，而是群體，而且是吞噬著個人的群體。這正是魯迅所說的：“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可悲的是被吃者並未自覺，特別是缺少文化的婦女。中國古代視受聖賢之炙的男子很少出現忠臣孝子，這一點從史書上起勁地宣傳他們就是個明證。作為中國特產的節婦烈女卻是數不勝數。隻要翻一下多如牛毛的地方誌就可以知道個大概。任何一個省府縣鎮方誌中占篇幅最多的往往是節婦烈女，她們人數極多，行狀卻最簡單。大多隻是記錄她幾歲守節，如何盡節，死得如何慘烈，短短兩三行就交代了她們的一生。這些正像曹雪芹以半諷刺、半惋惜口吻所寫的李紈：“隻留下一個美名使後人欽敬”！這些還是較高層次的喪失自我，至於低層次的“行屍走肉，絕無本性”更是可憐而又可恨了。
喪失自我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懵懂者”自己而在於吞噬了自我的封建社會。當然，作者劉元卿是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的。
僧在一裏尹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黠，中道，夜酒裏尹，致沉醉鼾睡；己取刀髡其首，改絏己縲，反絏尹項而逸。
淩晨，裏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髡，又續在項，則大詫驚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
夫人具形宇內，罔罔然不識真我者，豈獨裏尹乎！
明·劉元卿《賢弈編·座諧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