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療書報檢查製度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製度，因為這種製度本身是毫無用處的……
——馬克思
人類走出蒙昧，在很大程度上得助於一種創造物，那就是書籍。書籍不但記載史事、人物、各類知識，重要的還有不安分的思想。因此，曆代的權力者，隻要意在維護酋長式統治，就必然因對思想的嫉恨而禁毀書籍。書報所以需要檢查，而且進一步製度化，就是建基於這樣一種意圖之上，而淪為反對人類成熟的最現實的工具的。
近些年來，坊間出現過少數幾部介紹禁書的書，也有少數幾部關於文字獄的書，其中牽涉到禁書的命運；但是，把禁書納入檢查製度，並且同政治文化製度聯係起來加以闡述的書，至今不可得見。沈固朝先生的著作《歐洲書報檢查製度的興衰》，雖然略感單薄，畢竟填補了出版界的一塊空白。
書報檢查的淵源，可以上溯至公元前古希臘時期，雅典當局頒布禁止諷刺他人的法令，從文字到諷刺喜劇，都包括在內。其實這是一個管理問題，而非控製。書籍控製及檢查，源自思想統製的需要；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也未嚐不可以說是權力——信仰危機的產物。哪怕權傾一時，神經過敏的統治者仍然意識到潛在的危機，及至麵臨崩潰的末日，則從一般的控製發展到瘋狂的鎮壓，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權力者從本質上說是虛弱的。他們稱文字為“黑死病”，比子彈還厲害的“紙彈”，意大利那不勒斯當局針對一位被捕教授的起訴書說：“人類最可惡的三大敵人是：筆、墨水和紙。”教皇成了“懼書者”(BIBLIOPHOBES)。當基督教成為“國教”，取得世俗社會的控製權以後，就開始打擊異端；在漫長的中世紀，教權炙手可熱，對書籍的禁毀已經擴大到了相當的規模。1309年，巴黎禁毀了三大車猶太教典籍；西班牙於1490年焚毀了一座藏有六千卷書的藏書樓；至1596年，意大利僅克雷莫納就焚毀了一萬二千冊書。焚書在中世紀十分常見，異端分子也動輒被燒死，如布魯諾。在此期間，教皇多次下詔禁書，然而畢竟沒有形成嚴密的組織。比較製度化以後的劫難，所有這些，隻能算是小巫見大巫。《歐洲書報檢查製度的興衰》一書認定，在十六世紀以前，歐洲並沒有近代意義上的書報檢查製度。查禁作為一種製度，是隨著書籍數目的劇增和思想的廣泛傳播而產生的。這時，大學建立起來了，知識和思想的需求量增大，印刷術的發明代替了手工抄書。擴大的圖書市場對權力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印刷商居然可以說：“隻要有二十六個鉛字兵，我就可以征服世界！”為此，統治者必須建立專業性的書報檢查機構，並使之同所有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相協調，連結成嚴密的大網，從而把具有危害性的思想文字悉數消滅於有形與無形之中。
在中世紀，書報檢查由各地主教會的宗教裁判官組成的機構進行，在王權取代教權之後，這樣的檢查機構則由酷吏、一般官員，以及個別專業人士組成。尼古拉一世時，檢查機構竟多達十二個類型。這種機構的成員，絕大多數是權欲熏心、不學無術者，餘下便是聽命惟謹的奴才，因此，所謂檢查也就注定是無知、愚蠢、橫蠻透頂的行為。他們奉命製訂或公布禁書目錄，這類目錄，有的是教皇親自製訂的；1571年庇護五世還曾下令設立“禁書目錄部”，專司有關書目的編纂和禁例的製定。先是禁內容，後是禁作者，隻要作者被確定為異端分子，他的所有著作都得被列入禁書之列。因人廢言，比比皆是，隨意性很大。對於各類禁書目錄，《歐洲書報檢查製度的興衰》一書所列甚詳。每公布一次禁書目錄，都意味著對圖書館的一次劫洗。書中援引作家拉蒂努斯1559年寫給他的朋友的信說：“在許多書離我們而去的年代裏，為什麼還要再考慮寫新書呢？
在我看來，至少在未來的幾年裏除了寫信，沒有人再膽敢動筆了。剛剛出版了一部目錄，列出不允許我們收藏的書，否則會遭來絕罰，它們的數量是如此之多，尤其是德國出版的，幾乎沒有什麼可以留下來的了。”納塔利·科姆斯寫道：“到處都是燒書的大火，這情景使人想起了特洛伊之焚，無論私人圖書館還是公共圖書館無一幸免，有的館幾乎空了……”大約因為出版業的發達，焚不勝焚，統治者十分重視出版前檢查。像托爾斯泰著名的小說《複活》，經過五百多次修改才得以出版。對印刷的控製特別嚴厲。1542年，教廷恢複異端裁判所，翌年即規定所有圖書的書名頁須印有主教授予的“準印許可”，未經教會同意，任何書籍不得印刷。英國查理二世於1662年頒布“信仰一致法”，同時頒行“製止出版誹謗、叛國和未經許可之圖書和小冊子”法案，簡稱“許可證法”。其中，對於執行辦法，也有著嚴密的規定。直至1695年“許可證法”廢除以前，都以出版前檢查為主，其他國家亦大抵如此。1695年以後，則改以出版後檢查為主，追懲製代替了預懲製。
從實際運作方麵看來，預懲製與追懲製其實很難分開，更多時候是彼此交相使用的。在取消出版前檢查後，一些國家便把這筆中世紀的遺產融入普通法中，大可以用“濫用出版自由”為借口，對需要禁毀的圖書及需要打擊的作者以有效的懲罰，且使懲罰變得更為“合法”。在十九世紀，出版後檢查最嚴厲的歐洲國家有俄國、奧地利、匈牙利和德國。這些國家明文規定，“未審”報紙在印刷的同時須將副本送交當局，一旦發現問題，即及時沒收銷毀出版物，關閉出版社。此外，還有銷售前檢查。有違禁令的印刷商，遭到檢查機關從酷刑到革除教籍、罰款乃至停業等各種不同的懲罰。檢查官和出版總監常常帶人搜查住宅、店鋪、印刷所、倉庫等。作為警告製度，尼古拉時代還發明了“約談”。延綿數百年的檢查製度成績偉大。從1559年至1948年，教廷共出版禁書目錄五十四種，教廷禁書部記錄在案的宗教裁判所書籍禁令共九百多道，禁書總量為四千多種，遭到全禁的作者多達數十人。而這些作家，無一不是世界一流人物；而今撰寫的世界文學史和文化史，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存在而閃耀光輝。僅瑞士蘇黎世地區，從1500年至1700年因著書觸犯當局而被處死的作家就有七十四名，至於肉刑、監刑和罰金者更不計其數。據介紹，十八世紀中期，幾乎沒有哪一個作者沒有在監獄中蹲過二十四小時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