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季，盟軍完成了對德國的合圍，法西斯德國敗亡在即。德國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匱乏。由於德國地處中歐，冬季非常寒冷，缺燃料可能導致許多居民凍死，不得已，各地市政府隻得讓市民上山砍樹。
德國人是這樣砍樹的，據戰前留學德國（被困）的季羨林回憶：林業人員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尋，尋找老弱樹或劣質樹，找到，則在上麵畫一個紅圈。“砍伐沒有紅圈的樹，要受到處罰。”問題是，誰來執行處罰？當時德國行政管理明存實亡，公務員盡數抽調到前線去了，市內找不到警察，全國近乎處於政權的真空。但直到戰爭結束，全德國沒有發生過一起居民濫砍濫伐的事，他們全部忠實執行了規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羨林老人提起這事仍感歎不已：德國人“具備了無政府的條件卻沒有無政府的現象”。
學者金雁在東歐作訪問研究期間，遇到一個八十多歲的波蘭老人。她是一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幸存者，全家人都死在集中營。1992年聖誕節，金雁趕去華沙探望這位孤獨的老人。老人十分高興，穿上聖誕節剛買的新衣給她看，請她吃聖誕節的食品。最後老人搬出一個二尺見方的硬紙箱，裏麵有一大堆物品：小巧玲瓏的聖誕樹、老人穿的暖拖鞋、老太太穿的柔質大半身羊毛衫、火腿腸、巧克力、餅幹、聖誕卡、聖誕飾物……聖誕節所需的吃、穿、用一切都有了。
“是誰想得這麼周到？”金雁好奇地問。“德國人。”老人遞給她一封德國政府寄來的用德、波兩種文字寫的慰問信。原來德國政府（統一前為西德政府）戰後除了對納粹受害者作出經濟賠償外，每年還“根據專立的檔案，按性別、年齡和居住國的民俗，給世界各地仍在世的集中營幸存者在聖誕節前寄去一封慰問信和一箱老人聖誕用品”。這項政策已經堅持近半個世紀了。德國政府還良心債，一還就是五十年。
1984年，武漢柴油機廠聘請德國退休老人格裏希任廠長。
在這以前，“中國製造的柴油機噪聲遠播幾公裏，油跡濺灑數米外。而德國人生產的柴油機可以放在辦公室紅地毯上工作，不影響隔壁房間人辦公”。
武漢柴油機廠聘請格裏希時，氣缸雜質長期徘徊在五千毫克。格裏希上任後的第一個會議，隻講了兩句話。一是：“清潔度是產品壽命的關鍵！”二是當著市機械局長的麵，把幾個氣缸放在會議桌上，然後從氣缸中一抓一大把鐵砂，臉色鐵青地說：“這絕對不是技術問題，而是責任心問題！”格裏希治廠兩年，將武漢柴油機廠的氣缸雜質由五千毫克降到了一百毫克左右。即使卸職（因種種原因）後，每次去武漢柴油機廠探望，他還念念不忘質量問題。當他拿出磁頭檢查棒伸進缸體孔道探測，發現有未清除幹淨的鐵粉；當他拿出放大鏡檢查齒輪上的光潔度，發現有些波紋時，竟忘記了自己已不是廠長，火氣又上來了。
世界上有哪個民族能比德國人更認真？
隻有日本人！
讓我們暫時抑製一下對日本人的憤恨，看看這個民族是不是值得全世界學習。說日本人做事認真到“愚蠢”的地步，餐館洗盤子一定要洗七遍，一個中國留學生取巧隻洗三遍，結果這個留學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後隻好離開日本。這不稀奇。日本賓館領班培訓中國員工時做保潔示範，他把抽水馬桶洗幹淨後，從中舀了一杯水喝掉，說：“就按這個標準清洗！”那才稀奇。
說日本人觀看體育比賽，幾萬人離場，地上不留一根煙蒂，一片紙屑，一絲痰跡，這已為世人所熟知。其實這不算什麼。首都師大政法教授房寧在日本曾親曆一次堵車，那情景足以使全世界震撼：從伊豆半島到東京的公路上，幾萬輛車一輛挨一輛排了一百多公裏。（那個時間段）幾乎所有的車都是回東京的，道路右側堵成一條長龍。左側空出一條無人道，誰要是開到左側，可以一溜煙直奔東京。可就是沒有一輛車插到空蕩蕩的下行道超行，一百多公裏的塞車路上，不見一名交通警察維持秩序。在近十個小時的時間裏，車流一步一步地挪，一尺一尺地挪，靜悄悄，不聞一聲鳴笛。“他們自己竟把這綿延一百多公裏的車龍化解了！如此堅忍、守秩序、萬眾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說日本戰後幾十年，夜裏十一時許多辦公樓的燈仍然亮著，上班族在無償加班，這隻是小事一樁。比起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發現印尼、東南亞一帶深山老林竟還藏著不投降的日本兵（二戰結束已快三十年了），那才令人震驚。
日本人分派，不論是左派、右派、中派、極左派、極右派，它們的共同的特征是不走江湖。“日本沒有走江湖這個詞！”
2002年4月11日，一個五十四歲的日本男人在東京日比穀公園自焚。三十多年前，他是共產主義的純真信仰者，那時他崇拜毛澤東。“毛1962年向日本勞動人民發表了重要題詞‘隻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那時他與他的同誌們跟警察搏鬥，高呼“毛主席萬歲！”三十多年過去了，生活在富裕中的他感到信念與現實不符，為理想的破滅而悲傷，就自殺了。據統計，自日本的左翼運動陷入低潮以後，左翼分子自殺的事件每年都要發生幾起。
極左派赤軍盡管罪行累累，在信念上他們卻也是單純的。1972年尼克鬆訪華，赤軍猶如頭頂炸了一顆炸彈，他們所崇拜的毛主席“僅在一年前，登上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人民呼籲誓死進行反美鬥爭，並對當前革命形勢作了嚴峻的分析：是革命製止戰爭，還是戰爭引起革命。但是現在毛本人卻與他呼籲打倒的對象——美帝國主義的總頭目尼克鬆秘密接觸……百思不得其解”。最後他們找出“結論”：該為尼克鬆訪華感到驚慌的不應該是革命人民，而應該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和各國反動派。這說明“美國在印支軍事上的節節敗北，國內美元流失，麵臨深刻的經濟危機”。不如此解釋，赤軍恐怕一天也活不下去。
赤軍骨幹阪口宏在獄中詠頌《長征》、《井岡山》和“為有犧牲多壯誌，敢叫日月換新天”。1975年重信房子領導赤軍武裝占領了吉隆坡的美國大使館和瑞典大使館，要求日本政府釋放阪口等七人出境。日本政府答應了這個條件。然而當牢門打開後，“阪口認為出獄對不起死去的戰友，拒絕離開日本。1993年他被最高法院判決死刑，1995年執行”。左翼分子執著，一般群眾也不差。他們中有十年如一日，在內蒙古沙漠義務植樹兩百萬株的“中國沙漠日本綠化協力隊”；有二十年救助中國留學生的“留學生之父”；有在中東長年冒著炮火拓寬蘇伊士運河的工人；有連續十個小時仰頭作業（修複金閣寺閣頂），中間不上一次廁所的工匠；有為了研製碗裝麵，兩年裏頓頓吃快速麵，最後把胃口吃倒的食品研製人員；有連續八年義務為侵華日軍受害者打官司，勝訴後癱倒在法庭的律師；有恥於領救濟金，寧願雙雙餓死的不止一對老年夫婦……
讓我們再來看惡的一麵。
在軍國主義製度培養下，日本士兵喪失了人性，二戰中對各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欠下累累血債；而當他們敗亡時，日本士兵幾無一人投降，或自殺或全部戰死，亦可悲可憫。
塞班島戰役，得到強大海、空軍支持的十二萬美軍進攻孤軍困守的三萬日軍。日軍打到隻剩下三千人，而後這三千人向美軍發起了衝鋒。他們跌跌撞撞，“有的撐著拐杖，有的吊著繃帶，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還被打瞎了”；他們脫掉鋼盔，頭上捆起白帶，“端著機槍和戰刀，有的僅僅拿著綁在竹竿上的刺刀，甚至有的赤手空拳，潮水似的湧向美軍陣地”。那些沒有力氣衝鋒的重傷員，則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彈。與日軍最後衝鋒的同時，塞班島的日本百姓也開始了大規模的自殺，他們或從崖上跳下，或父母抱著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裏……“整個海麵漂滿了日本人的屍體。”美軍將坦克車改裝成宣傳車，到處呼叫：“我們不會傷害你們的！”然而這些呼叫基本無效果，塞班島總共有一萬多日本百姓死於自殺。塞班之戰，美軍“作戰部隊起初十分害怕，繼而使他們迷惑不解，後來又使他們憎惡，最後卻使許多美國士兵表露出真誠的憐憫。日本士兵在洞穴內遭到的慘不忍睹的痛苦以及他們淒然絕望的敢死進攻，使得美國兵要牢記‘勿忘珍珠港’的格言越來越困難”。一些士兵泣不成聲：“日本人……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自殺？”
讓我們去可憐欠下中國人民累累血債的日軍（不論其死如何“壯烈”）是很難的事，但其中神風突擊隊確實值得世人悲憫。“神風”全是十七八歲至二十多歲的大中學生，大多數未婚甚至未談過戀愛。他們剛入伍就“櫻花般飄落”，對各國人民還未及犯下罪過。
1993年，日本為死於“神風特攻”的一千多名學生兵飛行員舉辦了題為“學徒出陣五十年——蘇醒的殉國學生的真情”的展覽。一個前往參觀的中國人久久停在一個叫植村真久的神風隊員遺像前，心情很複雜：
這些年輕、聰慧的生命過早地消失了，像花蕾尚未綻放便在風雨中凋落。說他們是英雄，不如說他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犧牲品。……將東條英機的牌位與他們的牌位並列在一起，其實是對他們的嘲弄。
植村真久是立教大學學生，戰爭末期入伍，昭和十九(1944)年十月作為“第一神風特別攻擊隊”從長崎飛往菲律賓，戰死海上，年僅二十五歲。出擊前夜，隊友理解他的心情，用軍用電話接通了他遠在東京的家，使他能夠通過話筒最後一次聽到繈褓中的女兒素子的啼哭聲。在致女兒的遺書中他寫道：
素子這個名字是爸爸給你取的，爸爸希望你成為一個素樸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等你長大了，想念爸爸的時候，就到靖國神社來吧。你在心裏默念爸爸，爸爸就會出現在你的心頭……
二十年後，在植村的靈位前，長大成人的素子伴著《櫻變奏曲》，為亡父跳起安魂舞……
讀著植村真久的遺書，看到他懷抱嬰兒的照片，這位中國人“幾欲淚下”。展覽還感動了一位俄羅斯人。望著遺像上那一張張稚氣的臉，一位來參觀的俄羅斯女編輯淒然落淚。“當年是蘇聯紅軍掃蕩了日本關東軍，但來自蘇聯紅軍故鄉的莫斯科某雜誌社副主編卡列娜·德陶卡娜卻被日本學生兵征服了。在《莫斯科女兒東京印象記》中卡列娜寫道：‘青年學生麵對死亡時的表情豪邁坦蕩’；‘我理解了什麼是大和魂。我又一次深刻認識到擁有那種表情神聖的青年人的日本民族是一個具有強大精神力量的民族。’”
抗日戰爭結束時，國民黨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李默庵上將擔任中國戰區（國民黨戰區）日軍的受降工作。作為一名參加過抗戰，對日軍血腥暴行仍記憶猶新的中國軍人，李默庵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麵是切齒痛恨，另一方麵伴隨著受降過程，李默庵漸漸增添了感歎：
被俘日軍回國途中始終以正規軍人隊列行走，毫無紊亂現象，也無事故發生。在繳械之時，日軍將所有武器包括重機槍、車輛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幹幹淨淨，並將其人員、馬匹、武器、彈藥、被服、袋具、車輛等物資登記造冊，數字清楚，讓人感到與其說是繳械投降，還不如說是在辦移交手續。
李默庵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對當時的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並頗有感受。透過日軍交繳武器這個細節，可以看到日軍平素的軍隊管理和訓練是嚴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麵貌。當時我就想，他們的紀律如此嚴整，行動如此一致，將來如果領導正確，必是一個可以發揮無限潛力的國家。”
日本民族的優秀品質來自何方？日本民間流傳一種說法，稱日本民族是中國田橫五百士的後裔。
兩千多年前，中國人也是一個執著、堅忍、忠貞的民族。其高風亮節、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一諾千金事之多，幾可稱社會主旋律。說日本人是田橫五百士的後裔這當然不可信，然而中國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母國卻是千真萬確的。
趙盾的門客程嬰、公子杵臼舍命救護趙氏孤兒，前者犧牲了自己的兒子，後者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程嬰十幾年忍辱偷生，直至將趙氏孤兒撫養成人為趙家複仇之後，自盡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