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就是五年。一見如故卻極少見麵，相知相敬仍恨知之不多。他是官員，同時是文化人的朋友，在他和我的接觸中，我發現他的文氣遠勝於官氣。
巨才同誌念過大學專攻文學，艮於書法；辦過報紙，通曉新聞業務深諳馬列要義；搞過創作，個中況味，甘苦自知。巨才同誌較長時間在陝北擔任繁重的黨政領導工作，說不完的工農商學，道不盡的喜怒憂恐。他寡言多思，談吐風雅，嚴謹務實。我們的交談，主要集中在兩個熱點上：宣傳的大局和文藝的現狀。我發現他把相當大的精力傾注在陝西的“五個一工程”上，為本省的藝術成就而欣喜，為成績的不夠理想而著急為文藝家清苦的生存條件而痛心、而自責。他用濃重的陝北腔調對我說：“置身偉大曆史變革時期，又挑起了這樣一副擔子，苦雖苦，難亦難，但無論如何，不能庸庸碌碌，屍位素餐，有負於江東父老！”
路遙患病，平凹積勞，他親自探望。他對路遙說，待病情有所控製，春暖花開時，你和平凹結上伴，在全國挑一個你們願意去的地方，好好療養，恢複恢複元氣。路遙、誌安不幸去世，他難過極了。大呼：“華年凋謝，蒼天曷極！”我向他建議說：“路鄒星殞是呼救，是報警。陝西作家體弱多病，生活狀況窘迫堪憂，亟待解決，不然後果嚴重，可否籲請各方伸手籌建陝西省作家健康基金會？”他連連點頭然後耷拉下腦袋，大口大口地吸煙，沉思不語。後來聽說，鄒誌安的後事料理得還好（我想起曉雷那篇寫誌安病中的散文《今世無悔》，欲哭無淚），又聽說由省委宣傳部和省作協黨組出麵，提請省委解決了京夫、趙熙等作家多子女的就業困難。
《最後一個匈奴》、《白鹿原》、《廢都》、《八裏情仇》、《熱愛生活》等長篇小說以及《莊稼漢》、《半邊樓》、《神禾塬》等電視劇同讀者、觀眾見麵並引起全國對“陝軍”的超常反應時這位省委宣傳部部長從善如流清醒而冷靜。他心裏踏實，陝西省長期堅持作家到基層去生活、去掛職的路子沒走錯，陝西的作家有後勁，藝術水平不可小看，創作心態處於佳期，陝西沒準兒要出新的作家群或者大作家。
他親自來北京參加《白鹿原》座談會，並作了熱情謙遜的發言。會後，我和周明、雷抒雁二鄉黨一致建議他對陝西文學之旅的活躍熱情扶助、靜心總結。我說，我們都來琢磨一些問題——為什麼陝西這麼窮困的地方長篇小說這麼富有？為什麼陝西這麼土的地方藝術手法並不土氣？為什麼“關中愣娃”義氣、憂憤、刻苦、倔強而雄渾？什麼是西部精神、黃土精神、陝人精神、關中魂？它與儒、道、釋、秦、漢、唐什麼關係？它與延安精神、改革大潮什麼關係？陝西文學自身發展的軌跡是什麼？陝西作家自身修養的特征又是什麼？為什麼說“黃土文學不過又‘黃’又‘土’”從總體上講是誅心之論？
杜鵬程（我國當代軍事題材文學和長篇小說開拓者）不幸逝世，留下豐富的文學遺產溘然長辭。痛悼之餘，王巨才寫下這樣一些話語：“杜鵬程同誌創作《保衛延安》，在四年多的時間裏，曾九易其稿，反複增刪數百次。先是把百萬字的報告文學改為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又把六十萬變成十七萬字，再把十七萬字變成四十萬字，最後由四十萬字又變成三十多萬字。真可謂千錘百煉，精益求精。這其間，作家所耗費的心血，所付出的代價，都是常人難以想象的。”既痛惜刻苦煎熬的淒楚境遇，又感歎燃燒自己的吃苦精神。王巨才在杜鵬程身上尋找感覺，尋找精神上的鑰匙。杜鵬程和司馬遷同是一方水土養大的，司馬遷出於義憤，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發憤之所為作，成一家之言。由腐刑到義憤到發憤，由創作心理到創作態度，由悲涼到悲壯所升華的一種特有的氣質和風骨（太史公風）蔭庇秦漢故地逾千年。又一位陝西長篇小說大師柳青說：“不受磨，不成佛。”在氣質上，他們是一脈相通的。
整齊雄奇的周代金文，氣韻生動的秦篆，樸拙傳神的漢隸，異彩紛呈、神氣十足的唐代書法，如遒勁鬱發、力透紙背、端莊雄偉而富有氣勢的顏魯公書，如“顏筋柳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