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一體，來自國外，二三十年代傳入中國，本名ESSAY，被稱做“英國小品文”或“英國隨筆”、“美文”或“雜感”，出現了種種譯法，其實是類似議論散文的一種文體。ESSAY引入後，同中國傳統的說理散文相融合，遂成“隨筆”新體。我國傳統散文中，如南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南宋洪邁的《容齋隨筆》，清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俞越的《春在堂隨筆》，《曾國藩家書》等，有大量現在可以歸入隨筆的篇章。當然，這類傳統散文同中西結合以後的隨筆不全是一回事，周作人說它“是公安派和英國小品文兩者相結合成”，有人說它是西洋隨筆和明清筆記相揉合的新品種。除理趣盎然、文體隨意這兩方麵大致近似以外，理性批判的新潮和個性張揚的狂放，個人情感的自由抒發和個性體驗的坦誠表露是這種隨筆的顯著特點。很顯然，隨筆是世界性的科學、民主潮流同我國啟蒙運動相應而生的新的文字樣式。由於這種隨筆改製圖強的激情沛然於胸，故而，創立隨筆新體的責任就落在一批博學雜識、才情橫溢、敏感而優患的新文化人的身上，其代表人物當推魯迅與周作人。周氏兄弟的隨筆，正是時下理解的“學者隨筆”，然而，比之當前的學者隨筆多一些個人化的膽識與通脫。
粉碎四人幫以後，隨筆隨著散文的崛起而中興。當曆史進入人們能夠講話的時代後，憤怒的作家上承“五四”新文化的傳統終於發出怒吼。巴金作為“五四”作家和後來“在油鍋裏反複煎過”的人，“有一肚子話、一肚子的火”和“一身的骨頭”，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第六年，鞠盡老病之軀，堅持八年抗戰，寫完五集《隨想錄》，冷對“明明在我四周徘徊”的“封建的幽靈”，“挖掘別人的靈魂，同時挖掘自己的靈魂，從而給‘十年浩劫’作一個總結”。不料，隨想有罪，真話緩行，巴老被有來頭的輿論所圍攻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不該發生的故事叫人聯想起1957年4月18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袁水拍的政治諷刺詩《搖頭》：
滿台家務事。
滿紙兒女情不行。
不行還有什麼雜文、雜感、雜種。
諷剌、誹謗和小品文……
嘿，查查看。
是哪個‘俱樂部’發來的兵！
（毛澤東寫信給作者說“寫得好”，“應該多寫些”。）巴老沒有被嚇倒，而是用震顫的靈魂和抖動的雙手繼續磨勵隨筆，聲言隻有“講出了真話，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對此，季羨林感慨萬端，風趣地說：“巴老為什麼以老邁龍鍾之身，嘔心瀝血來寫《隨想錄》呢？對廣大的中國老、中、青知識分子來說，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的話：愛國沒商量。”在巴金的隨筆精神的感召下，資深的隨筆作家紛紛舉起手中的筆：“大度應容情萬種，笑他如棍複如鉤！”“豈是兩間餘一卒，新文苑，舊戰場。”“拊心一事堪自慰，生死關頭不喪魂。”一回歸五四反封建的主題，高揚科學、民主、自由與人道精神，文壇一時蔚為風氣；“講真話！”成為當時隨筆顯示文人風骨的一種時尚。
隨筆進入90年代。由於複雜特殊的社會原因，隨筆難於做到隨心所欲，隨筆創作一度跌入低穀。“早知直道能罹禍，閉口且吟逍遙遊。”“老來尚有疏狂誌，幹戚猶能舞不休？”真話不能不說。一些深諳世情和熟識史策的作家、學者、專家寫其所當寫，《讀書》、《隨筆》一類雜誌行其所當行，沒有降低水平。1992年初，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設計師巡視南方，發表大膽解放思想的重要講話，給人們以深刻的啟迪。“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曆史大轉型，社會大變革，習慣被打破，亂花迷眼又像是亂了套，路在何方？文士們不能不從個人的精神角度進一步地審視過去、觀察現在、預見未來；思考人生、思考生命（正像隨筆作家周濤若明若暗地天問：“人活著究竟是怎麼回事？”）、思考民族利益與國家前途；使命感、責任心、文人脾性，不吐不快，正像當年巴金爝火待燃那樣，因此，知人論世、談天說地、活潑自由、輕快便捷的隨筆便一發而不可收拾。隨筆繼續“說真話”，寧說“未必是真理”的真話，不說“句句是真理”的假話。同樣是“說真話”，但是90年代“必須說”較之80年代更為深刻、更有學問的“真話”，言必真才實學，拿出真憑實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