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幹活比別人能幹，也總比別人多幹。我還清楚的記得她帶領家屬二連全程參與了催化熱油泵房和主控室的建築任務，完成了催化項目工程建設。後來她又帶領隊伍參加了煉油廠上大門綜合大樓的建設，這座樓在當時是很氣派壯觀的。那是1980年四五月份，一天下午五點多，我有事路過煉油廠上大門，遠遠地看到綜合大樓施工工地上圍了許多人，有人說，出事了，有人被埋了。我趕緊跑到跟前一看驚呆了，綜合大樓施工開挖的下水管道及水線管溝縱橫交錯，3米多深的管溝一下塌方了，一位女工被埋，僅露半個腦袋。人們屏住了呼吸，不敢用大型機械挖，隻能用手工挖，用臉盆和飯盒往外送土，這裏麵就有王家美。我當時感動得眼淚都流下來了，救人現場十分肅靜，人們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突然有人一聲驚呼“挖出來了！”事後我聽王家美說，家屬隊二連的姐妹真是好樣的，工作積極，思想上進，這個女工被送到醫院搶救蘇醒後隻住了兩天院，趁護士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來又回到綜合大樓工地上幹活去了。我聽了真是感動，都說“強將手下無弱兵”，有王家美這樣的好連長、好帶頭人，家屬隊二連肯定個個都是好樣的。
王家美當家屬隊二連連長期間，重活髒活幹在前，工資卻不比別人多拿一分，更無什麼補貼、獎金。但她從不提這些，隻是說：黨叫幹啥就幹啥，好漢不提當年勇，老把自己那點“光榮曆史”掛在嘴上有啥意思。
這就是王家美，受人尊敬的“油城母親”，我們的王大姐。
“非洲黑人”
1960年以後，獨山子煉油廠經秦皇島出口日本的焦炭突然停止出口了，理由是焦炭太碎，對方提出出口焦炭必須先用篩子過篩，凡小於4厘米的碎焦炭一律拒收。廠裏考慮過焦炭過篩，但苦於人手緊張，隻得放棄。得知消息，家屬們來請戰了。不就是把焦炭過一下篩子嗎？俺不能讓廠裏生產受損失。於是，家屬工們在焦炭場支起了一張張篩子，一鐵鍁一鐵鍁地篩起了焦炭。
平時，在諾大的焦炭場，你不要說篩焦炭了，你就徒步走過一趟，都會全身落滿黑灰。如果是刮風天，你準會變成個“黑人”。裝焦炭應該是煉油廠外雇工最苦、最累的活了，一般都是外雇臨時工來幹。而現在，細皮嫩肉的家屬工姐妹們卻接下了這個苦累活，人們心裏沉甸甸的，都不是滋味。一天下來，她們的模樣都認不出來了，除了眼珠和牙齒是白的，其餘全身就是一個“非洲黑人”。一次有人問一個篩焦炭的女工：“你是誰？”對方回答：“我是何翠華，咋？你認不出來了？”後來有一次我在去化工連的路上走著，聽到一個挺熟悉的聲音在喊我：“小呂。”可就是找不到人，東張西望的不知誰在喊我，可聲音並不遠，定睛看了半天，我才認出來，原來是何翠華大姐在叫我。她剛剛把篩好的焦炭裝上車，渾身上下滿是焦炭灰，活脫脫一個“非洲黑人”。當時焦炭場有洗澡塘，熱水供應充足，但是那身濃濃的焦炭味卻是洗不掉的。她和她的姐妹們在焦炭場一幹就是七八年，這些老大姐們硬是咬牙堅持了下來。她們常說：“俺們幹慣了，也沒覺得有多苦、多累，也沒有那麼嬌氣，比起石油前輩們吃的苦，俺們強多了！”這些老大姐們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但她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卻是真真實實地踐行著石油人的信仰和理想。
女中豪傑
家屬工中像王家美、潘會香、崔永愛、田淑芳、張桂蘭等大姐們，她們人美、心靈更美。我和她們比較熟悉，她們給我的感覺就是，在工作上敢向困難叫板，男人能幹的活她們同樣能幹。她們不為名、不為利，隻是默默地奉獻著。她們付出的艱辛、吃的苦，是我們現在的人不敢想象的，就是現在的農民建築工都做不到。
張桂蘭是勞動公司黨辦宣傳幹事。我稱她為文化人，她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受過很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性格開朗。她文筆很好，宣傳工作幹得十分出色，在勞動公司有口皆碑。可誰也沒想到，這樣一個文化人，卻能帶頭下到廁所掏大糞，她說：“出版報搞宣傳和下廁所掏大糞，沒有貴賤之分，掏大糞怎麼了？種莊稼、種菜哪有不上大糞的？嫌髒和臭，嫌這工作丟人，就不要來獨山子！”
崔永愛、田淑芳是獨山子養豬場的兩名“女將”。她們推的豬食車有150多公斤重，我試過一次，勉強能推動。可是試想一下，要是長年累月天天推，會是什麼感覺？那可就不輕鬆了。我問過崔大姐，像這樣滿滿的豬食桶，你一天要推多少車？崔大姐想了一想說：“這些豬長到架子豬時，我一天要推16車。”我說，你沒想過找領導換份輕點的工作嗎？她說：“幹慣了！也沒覺著有多累，換一個新手，即使身體再好，她都得從頭學著幹，還不如不換了，就這麼幹吧。”就這樣，崔永愛和田淑芳大姐和同伴們一幹就是十多年。她們對工作從來不挑不揀，髒點累點，錢多錢少，從不考慮，隻要能多做貢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