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原副校長 梁柱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以下簡稱《國史稿》）前後曆時20年，凝聚了許多國史研究者的心血和長期研究的成果，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深度和現實意義的精品力作。我有幸參加後期的統稿工作，這對我來說，是獲得再一次學習的機會，得益多多。對於這部書的寫作特點、過程體會和基本經驗，力安、有林同誌以及各位分卷主編都會有很好的見解，我隻能從這次統稿的學習中談點不成熟的感受，供同誌們參考和批評。
第一個感受是，這部《國史稿》所取得的成就或還存在的某些不足（這是難以避免的），都給我們國史研究者有益的啟示，對我有所感悟的是作為一個合格的國史研究者應該具備的條件，或者說應該有的必要的知識結構。
作為一部科學著作的水平，最主要的是取決於作者的學術水平和表達能力。從學術水平上說，會首推專業知識水平的高低和深淺，這是有道理的，但又是不全麵的。我幾度閱讀這部《國史稿》，感到首先應該具備的是要有深厚的理論功底，要比較嫻熟的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曆史的全局，寫出曆史的深度。作為馬克思兩大發現之一的唯物史觀，是人類認識史上一次“壯麗的日出”，是曆史學的一次革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其中占有很大一部分的內容是介紹唯物史觀並運用這一新的曆史方法來解釋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麵臨的一係列問題。這是當時日益成熟的中國新的革命的要求。他對新舊曆史觀作了區別，明確提出曆史研究的任務在於：“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即把曆史作為“研究社會變革的學問”，“於其中發見曆史的必然的法則”。這就使曆史成為科學。這也是我們今天應該堅持的方向。而要做到這一點，則是需要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其次，要有比較廣博的知識基礎，多方麵的知識準備。有了學問，就能夠站得很高，看得很遠，在自己專業的研究中能夠做到旁征博引，舉一反三，就有能力處理好“古今中外”的關係。有了比較深厚的理論基礎和多方麵的知識基礎，寫出的東西就不會枯燥乏味，令人難以卒讀；而能夠使之有廣度，有深度，有神韻，有文采。如著名曆史學家郭沫若是1928年旅居日本時才開始從事中國古代史、古文字學和考古學研究的，可說是半路出家，而他在這些領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這除了天賦和勤奮之外，就同他具有深厚的知識基礎和理論素養分不開的。他1924年就翻譯了日本河上肇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革命》，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他是馬克思、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一書的最早的中文譯者（節譯其中的費爾巴哈章）。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史書，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曆史的開創性著作。應該說，自覺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老一輩曆史學家留給我們的一個優良傳統。再者，要有很好的專業造詣，盡可能地掌握全麵而豐富的史料，善於識別和運用材料，善於史論結合，善於在曆史的論述中啟示人們對曆史經驗的認識和掌握。此外，還要通過調查研究深切理解現實社會，了解國情，這對於曆史研究是很有幫助的。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發表了大量評論性的意見，對這本書的寫法，他有一個基本評價：“寫書要有批評對象，就會有生氣。這本書，沒有展開對錯誤觀點的批判，所以看起來很沉悶”。他還說，這表明經濟學家不懂經濟實踐，“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隻寫文章，沒有實際經驗的書生寫的”。這主要是對理論工作講的，也是他一貫主張的理論工作要有的放矢，善於從實際中提出問題。這對我們曆史研究也有啟迪意義。同時，懂得現實社會也是打開和認識曆史的一把鑰匙，可以設想，今天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果把今天的全麵改革開放的措施放到1949年建國之時，而沒有必要的物質基礎、製度基礎和理論基礎的準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人民共和國60多年的曆史是統一發展的一個過程，不能用後30年的成就去否定前30年的曆史功績。
第二個感受是，這部《國史稿》很好地體現了史學經世致用、資政育人的作用。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治史”、“學史”、“用史”的優良傳統。史學具有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資政育人就是對這種社會功能的概括。它主要體現在：為統治階級的長治久安及其決策提供曆史經驗；發揮曆史的愛國主義功能；提高人民群眾的人文素養。清代思想家龔自珍倡導“當以良史之憂憂天下”，增強民族的憂患意識。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吳玉章指出：“我們要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需要知道自己的曆史”，“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常常是從曆史中動人的事實得來”。有的學者稱史學“是國家興亡之學，民族興衰之學”。這都體現了史學曆來就是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不同意識形態都十分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僅有二百多年建國曆史的美國在其曆史課程全國《標準》中說明：沒有曆史，一個社會就不會對自己的曆史起點、它的核心的價值觀，以及過去的決定對當前的影響有一個共同的記憶；沒有曆史，就不能對社會中政治的、社會的或道德的問題進行任何合理的考察；沒有曆史知識和以曆史知識為基礎的探究，人們就不可能成為見多識廣、有鑒別能力的公民。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也說過：“也許你不懂上千門科學，但你仍然有可能成為一個受教育的人，如果你不熱愛曆史，那你隻會是一個智力不健全的人。”這些都從不同的側麵說明了史學的重要和史學所賦有的社會功能。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作為一門曆史學科，同當代中國有著更為直接的、不可分割的聯係，它的資政育人的作用也更為突顯，更為重要。這個特點，成為貫穿這部《國史稿》的一個重要線索。特別是在它的整體格局中，增加了一個序卷，這是很有創意、很有特色、很有意義的。它不僅概要地敘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鬥爭，而且濃縮了中華民族5000年的曆史；無比自豪地寫出了我們民族的輝煌，也深沉地表現了近代中國所經曆的煉獄般的苦難和不懈的探索奮鬥。這會使讀者在情感與理性的思考中受到曆史的教育。這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麵加以說明：
一方麵，會產生很好的愛國主義教育效果。《國史稿》以大量的曆史事實和生動的筆觸，告訴人們，中華民族曆經磨難而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這是同我們民族具有一種深刻的憂患意識相聯係的。像在《周易》這部元典中，《易傳》就把《易經》概括為：“其辭危”。就是說有危機感，有憂患意識。這時的憂患意識還主要表現為憂君、憂位，因為“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所以在《易經》的否卦·爻辭中有“其亡，其亡，係於苞桑”的說法。到了孔子那裏，憂患意識則主要表現為憂“道”，憂慮堯、舜、禹、湯、周的道統中斷，所以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說法。儒家學說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他明確提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這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憂患意識，沒有敵國觀念，這個國家就會被滅亡。正是出於這種憂患意識，他提出了“君輕民貴”的主張。他勸齊宣王要“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要“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當然，古代的這種民本思想，還不能超出以君主為本位的曆史局限，但它畢竟把憂患意識引向了憂國憂民，是深化了。當然，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曆史時期，有不同的憂患內涵，但其共同的一點，就是表現為：心係國家安危，情牽黎民百姓。這種憂患意識使中華民族有很強的整體認同感，有榮辱與共、患難與共的情懷，有無以為國、何以家為的先國後家的高尚風格，有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行為準則。這種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精神，鑄造了多少風流人物的崇高抱負和追求。像愛國詩人屈原，雖身臨厄運，仍縈縈於天下蒼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在煌煌唐詩中，也透露出這種鮮明的人民性。像以布衣憂國而著稱的杜甫，寫出了“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這樣感人肺腑的詩句；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表達了對下層人民的無限同情。我們民族體現這種做人原則的思想財富是十分豐富的。
像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的“苟利天下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等等。讀了這樣的詩篇和用心用血寫成的名言警句，一定會陶冶人的性情，從心底產生對美好理想的追求，會使我們的愛國之心、報國之誌在潛移默化中得到升華。這種凝聚著愛國思想的格言會轉化為巨大的報國動力。流傳至今的嶽母為兒子嶽飛刺字的故事，這“精忠報國”四個大字，千百年來激勵了多少熱血男兒，疆場赴命，衛國保家，馬革裹屍，壯懷激烈。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出現了許多以身許國、以死報國的千古佳話，形成了優良的愛國傳統，經久彌新。正像陳毅元帥示兒詩中所寫的“國家若有難，汝當作先鋒”，就是這種傳統精神的體現。這是中華民族能夠曆經磨難而不衰，在鳳凰涅槃中再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到了近代，當中華民族遭受外民族入侵，備受西方列強蹂躪欺淩的時候，愛國主義精神表現得更加強烈，更加鮮明，成為團結對外、救亡圖存的一麵旗幟。中國自古有這樣一種說法：一個人如果讀了諸葛亮的《出師表》而不為之動容，就會被視為不忠；一個人如果讀了李密的《陳情表》而不為之動情，就會被視為不孝。現在我們應該加上一句：一個人如果讀了中國近代史而無動於衷，依然麻木不仁，就很難說是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在百年來爭取民族獨立的偉大鬥爭中，除了極少數出賣國格人格的賣國賊外，中國人民同仇敵愾，氣壯山河。應當說，愛國主義既體現對祖國和人民的真摯而深厚的情感，也承載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對自己民族的曆史責任。如果說，我們的前輩不惜拋頭顱，灑熱血，贏得了一個新的中國，那麼，新一代青年就有責任接過他們的接力棒，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事業。這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青年一代能夠把自己的聰明才智、人生價值和這個偉大理想聯結在一起，這既是一份曆史責任，也是人生的幸運。這種基於厚重的曆史基礎上的理性認識，會發生很好的潛移默化的作用。
另一方麵，會從中獲得對近代中國曆史的規律性認識。比如，為什麼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曆史的選擇？可以說，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充滿屈辱與抗爭的曆史，同時也是一部尋找救國真理、探索國家出路的曆史。哪一個階級、哪一個政黨能夠帶領中國人民實現近代曆史提出的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這兩個基本要求，它就會成為曆史選定的領導階級和政黨。中國共產黨正是以自己的科學理論、正確路線和對人民事業無限忠誠，把愛國主義同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緊密結合起來，從而贏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開辟了廣闊前景和現實道路。所以，這種曆史選擇，是因中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夠實現民族複興，而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同樣的道理，如果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同樣會失掉人民的信任，失去自己的領導地位。
又如，中國人民在近代百年苦難、百年奮鬥中，由於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經曆了無數艱難曲折，吃盡了種種苦頭。隻有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才改變了這種局麵。李大釗作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一開始他就努力運用這一理論來觀察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就比較正確地總結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初步指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最主要敵人、無產階級是民主革命的先鋒、農民是最偉大的革命力量，以及知識分子要同工農相結合這樣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充分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威力，回答了百年革命鬥爭不能加以科學回答的問題。正因為這樣，在當時眾說紛紜的救國方案和眾多的社會主義思潮中，科學社會主義以自己特有的魅力脫穎而出，很快為中國人民所認識和接受。通過這樣曆史的認識，會增強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自覺。再如，通過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所經曆的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曲折曆程，這不但有助於我們認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性，而且有助於正確認識黨的曆史和人民共和國的曆史。正如魯迅所說，革命有血，有汙穢，但有嬰孩。不經曆艱難困苦就不會有人民的勝利，決不能因為我們還有髒水而倒掉嬰孩。上述這些，使讀者能夠在廣闊的曆史背景下，審視人民共和國誕生的偉大曆史意義，正確對待新中國的曆史。
第三個感受是，這部《國史稿》很好地體現了人民共和國曆史的主體和主流，實事求是地評價了它所經曆的曲折，特別是毛澤東的功過是非。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主要開創者，空前的民族英雄。我們並不否認他在晚年犯有嚴重錯誤，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鄭重的黨，在正確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同時，指明他的錯誤同他的偉大貢獻相比，是第二位的，維護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曆史地位。但是，30多年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對毛澤東極盡誣蔑攻擊之能事，如此對待一位功勳卓著的開國領袖，這在世界曆史上也是少有的。他們並不隱瞞這種陰暗心理背後的政治目的，他們是要通過否定毛澤東來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這一唯一正確的曆史走向，因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他們實現自己政治訴求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這裏需要指出，評價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政策的效果，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標準，這主要是：看它是不是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不是推動了社會進步，是不是給人民帶來了福利。我們知道，中國有史以來曾經經曆了幾次大的社會動蕩，嚴重阻礙和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當時造成這種社會動蕩的原因，主要是社會矛盾尖銳、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和民族融合過程出現的陣痛。到了近代中國社會的百年動蕩，除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外，外民族——資本—帝國主義入侵，使中國麵臨亡國滅種的危險，成為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一個新的中國誕生了。新中國醫治長期戰爭造成的創傷，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就使工農業生產主要指標恢複到曆史最高水平，清除了舊社會的汙泥濁水，使整個社會風清氣正，人民歡欣鼓舞。《國史稿》作者出於史學工作者的良知和社會責任感，以大量的史實再現了毛澤東領導時期建設新國家的偉業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時又不回避在探索中所經曆的曲折和遭受的損失，體現了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是有說服力的，也是對國內外那些反共勢力的有力回答。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稱為悲劇，這是一個很貼切的說明。所謂“悲劇”，按魯迅所說，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恩格斯也深刻指出，“曆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是悲劇性衝突所在。我們要站在曆史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
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製度不久，發生了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事件，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毛澤東提出了進行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任務。對於蘇共二十大，毛澤東曾用“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這樣的話，來形容他此時的心情和看法。對於這種心態的自我表露，多年來在許多論述中的解釋，多數是合乎實際的，但也有個別的作了違背事實的惡意猜度。其實，毛澤東本人對此有過明確的說明。1956年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會上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特別是這個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婁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了迷信。說他捅了婁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這正是這時毛澤東的喜與憂的所在。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毛澤東這個看法是正確的。正是這種揭開蓋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列席這次書記處會議的吳冷西在他的《十年論戰》一書中，曾回憶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的一段重要講話，毛澤東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製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他說，開始我們模仿蘇聯，因為我們毫無搞社會主義的經驗，隻好如此，但這也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對於這個重要思想，1962年1月，他進一步強調：“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