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一卷主編 劉國新
在黨中央的關懷和指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以下簡稱《國史稿》）在2012年9月正式出版。作為一名作者，欣喜之餘不免掩卷長思，回想撰寫《國史稿》的日日夜夜，檢索修改《國史稿》的點點滴滴。
一、國史的撰寫和定位
《國史稿》的寫作整整經曆了20年時間，雖談不上步履坎坷，也稱得上一路磕磕絆絆。《國史稿》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代所的命運。
1992年11月3日，成立了近兩年的當代中國研究所在中南海西樓召開第12次所辦公會，決定編寫五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個五卷本不同於後來出版的五卷本，它們分別是：第一卷（1949—1956）；第二卷（1956—1966）；第三卷（1966—1976）；第四卷（1976—1991）；第五卷（1991—1994）。對應這五卷本的是五個分時期設立的研究室，各研究室主任為各卷“主筆”。
1995年5月，當代中國研究所進行機構調整，五個研究室合並為兩個編研室，第一編研室研究對象為1949—1976年曆史，第二編研室研究對象為1976—當時（1995年）。同時，國史寫作的各卷主持人由“主筆”改稱“主編”。
最初在設計國史體例時，多數人的意見是多卷本國史要有一個緒論，安排在第一卷中的第一章。從鴉片戰爭寫起，核心內容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和革命政權建設的艱難曆程，用以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由來，說明自1840年以來，特別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千百萬民族英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用鮮血與生命“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的腳印，鋪就了新中國的誕生之路。同時，近代以來的事實也告訴人們一條真理：在中國曆史上，資本主義建國方案和其他道路都沒有走通，曆史的必然結果是產生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但在編寫實踐中感到要把如此豐富的內容濃縮在一章當中，確有難度。經過再三醞釀，反複斟酌，最後決定調整結構，在第一卷之前設獨立的一卷，稱為“序卷”。
1996年6月，國史稿序卷單獨成冊出版。同年12月30日，當代中國研究所向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報送《關於國史多卷本編纂工作的報告》，提出國史稿第一卷（1949—1956），第二卷（1956—1966），第三卷（1966—1976），第四卷（1976—1984）已經完成最後一輪征求意見以及修訂、送審和出版的具體計劃，並有了做好相關工作的設想。這是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一次正式對外公布國史稿的框架體係。這套序卷及一至四卷國史就是2009年正式向中辦報送的《國史稿》，也就是2012年經中央批準出版的五卷本《國史稿》。
國史寫作從一開始就定出一個明確的目標，要達到一個很高的水準。鄧力群要求《國史稿》“務必要超過以前出版的所有國史著作”。李力安提出，《國史稿》應該是權威版本，國家水平。那麼，《國史稿》有沒有達到當初所設想的要求呢？2012年1月中宣部在給中辦的報告中給出這樣的評價：“總的認為，修改後的《國史稿》導向正確、結構清晰、重點突出、史料豐富、內容翔實、行文規範，具有較高的思想性、權威性和可讀性，已經比較成熟。”這個評價至少可以說，《國史稿》沒有辜負老一輩當初的期望。
在簡單回顧了國史寫作的大背景後再談第一卷就順當多了。第一卷的主筆開始是田居儉，後來改為主編製，他仍是主編，我是副主編。2007年以後，根據需要，田居儉轉而負責序卷的修改，我負責第一卷。
第一卷所反映的1949—1956年的七年，既是新國家新政府艱難起步的初創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從民主革命時期的局部執政到成為全國執政黨後治國理政的關鍵時期，所麵臨的複雜局麵和困難前所未有，所要解決的問題和矛盾前所未有，是曆史敘述中比較難以駕馭的一段。
當代中國研究所對第一卷的要求超出這一卷本身。鄧力群提出：總的要求是五卷國史要有一個好的開頭，第一卷就是個開頭。這一卷搞好了，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就可以順流而下，高屋建瓴；就可以按照這個規格，照著這個模樣，一卷一卷地搞下去。如果這一卷搞不好，不但是這個第一卷本身的問題，而且要影響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卷。第一卷的撰寫自始至終以此自律。
第一卷的寫作呈現三個特點和方式都十分鮮明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92年至2000年。1992年開始起步，至當年7月完成兩輪大綱的討論，之後開始分章寫作。1993年8月20日至31日，在遼寧興城，鄧力群主持第一卷初稿的討論。這次討論在當代中國研究所曆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一是它正式揭開了國史修改討論的序幕。以後的四五年一卷接著一卷，一輪緊似一輪的修改討論。二是陣容龐大。鄧力群自始至終坐鎮主持，馬洪、安平生、鄭慧、丁偉誌、詹武等一批國內知名專家學者參加。三是討論熱烈，思想活躍，培育了當代中國研究所建所初期學術民主的風氣。與會人員年長者已逾80歲，年輕的才二三十歲，但在會上均能暢所欲言，可滔滔不絕，也可三言兩語。不僅對第一卷的修改提出很多好的意見，同時也大大深化了如何撰寫不同於黨史的國史認知。四是在這次會議上，正式宣讀了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的任命文件，即李力安任所長，有林任副所長。在此之前，是鄧力群以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身份直接指導當代所各項工作，自此以後，當代中國研究所的領導機構健全了。
1995年5月8日至26日和7月4日至10日，鄧力群主持了第一卷第二稿討論，這是第二輪討論。從這輪開始，參加討論的人員，不隻是本卷的撰寫人員，所裏其他研究室的人員均可參加。這種改變，是為了使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業務人員更完整地了解整個國史，而不是僅僅局限在自己所熟悉的那十年八年。
2000年5月10日至31日，鄧力群主持第一卷第三次審稿會，這是第三輪討論，這輪討論邀請了所外專家。
總起來看，這個階段的特點就是鄧力群親自抓寫作，寫國史是全所的唯一的重點工作。方式是集中所內外專家大討論。
第二個階段是2006年至2007年。方式是主編負責製。田居儉和我每人6章，分工閱改。
第三個階段是2007至2012年。特點是完全按照中央的部署有序推進。方式依然是主編負責製。正式向中央送審是2009年，在此之前為穩妥起見，又突擊修改一次，所以，這個階段是經曆了從2008年新一輪審改，準備給報送中央的送審稿開始，到2010年和2011年根據30個部委兩次送審意見修改、補充、完善，到2012年根據18個部委的意見再次修改、補充、完善，再到2012年4月根據國家統計局審核《國史稿》的大部分數據核實、修改，直到2012年4月和8月，中央正式批準出版前的核對全部注釋和通讀全部書稿這樣五個具體階段。
二、第一卷的撰寫特點
第一，曆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的統一。
當代中國研究所從成立起就不斷地探討國史與黨史的區別。說到底國史學體係就是曆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的統一，即國家為主體的客觀活動和我們對於它認識歸納的主觀的統一，直接的體現就是篇章結構。
第一卷對此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經濟製度、國家製度、文化製度形成的時間順序和前後銜接問題，建國初期的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恢複工作，是連在一起寫，還是分開寫？不分開就寫到三年經濟恢複了，結果把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隔得很遠，放到後邊去了。如果隻寫財經統一、平抑物價，而把工商業的調整和恢複經濟分開來，結果就成了兩章。還有，徹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務和鞏固新中國的鬥爭，是分開寫好還是和在一起寫好。關於憲法的寫法，曾考慮“從共同綱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成一章，借以體現出共同綱領到憲法的曆史進步。再有，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一五計劃”、工業化起步以及第一部憲法的銜接和內在邏輯問題等等，都曾在起步階段進行過多次爭論、討論。
最後定稿的第一卷大綱邏輯關係是這樣的：基本上按照時間順序展開，同時，又遵循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過來為經濟基礎創造發展的條件。
第一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原來是放在序卷裏麵寫，第一卷是從新中國麵臨的嚴峻的國際國內環境講起，但讀下來總讓人覺得開篇就講困難，缺乏一種新的喜慶的氣氛，也顯得不夠有氣勢，新中國的成立畢竟是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所以，最終還是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作為第一章。這一章專門辟出一個目講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構想，以此作為新中國建立的理論基礎。其中涵蓋了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包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人民民主專政理論以及統一戰線、文化建設、獨立自主等政策和策略思想。這部分內容是告訴讀者，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們黨從理論到政策，從實踐到經驗，都已經有了充分的積累和準備。解放區政權是新社會的雛形，當時製定的各項政策，符合當時的情況，也為後來的勝利探索出了一套施政綱領，是《共同綱領》之前的一種理論儲備。這一章所敘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實際上就是講新中國政治上的統一。接下來第二章“繼續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無論從曆史的實際發展還是從邏輯關係看都是應該放在這裏，都是新中國成立後亟待解決的主要矛盾。其中《向全國進軍》內容上是講幾次戰役，實質上是一個軍事統一的問題。有了政治上的統一、軍事上的統一，才會有經濟上的統一。第三章“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財政經濟工作”就是講經濟上的統一。
經濟統一以後應該是國民經濟的恢複了，但是第四章還不能寫，因為新政權的鞏固還麵臨嚴峻的考驗。這些考驗不是我們預設的，而是強加在我們頭上的。首先是抗美援朝戰爭。其次是因境外戰爭而氣焰囂張起來的反革命破壞活動，不得不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接著就是為支援前線戰爭，全國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在運動中發現一些幹部鋪張浪費，進而發現資產階級腐蝕拉攏少數幹部，行賄受賄、偷工減料、竊取國家經濟情報等問題嚴重，於是針對這些問題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這些運動旨在鞏固人民政權，但它在鏟除毒瘤的同時也為新風打開了通途，建國初期的良好社會風氣與共和國頭七年所進行的各種各樣的社會改革分不開。這一章的第四節“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造”就是按照這種認識安排的。
第五章“全麵恢複國民經濟”和第六章“過渡時期總路線與第一個五年計劃”之間的邏輯是，全麵恢複國民經濟作為一五計劃製定的前提來寫。接下來的第七章“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奠基”和第八章“基本完成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體現了一化和三改的順序和地位：先有工業化，後有社會主義改造，工業化是“主體”，改造是“兩翼”。
第九章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製定與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確立”。乍一看這一章應該再往前一點，因為眾所周知，一屆人大會議是1954年召開的，而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到了1956年。實際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和完成在1956年，它的實踐活動則早於此。以農業互助合作運動而言，1951年就開始了，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擴展公私合營發生在1954年。這是從時間、從當時曆史的發展、從推進曆史的進程來看。從曆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出發，經濟是基礎，有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開辟，才會有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建立。第九章安排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後，既考慮到曆史邏輯，也照顧了理論邏輯。
後邊三章分別是教育文化科技、軍事和外交，帶有專題性質。最初有些內容是按時間排在各章之中的，隨著一遍遍的修改，逐漸的越來越集中，就成了現在這種格局。每一章內部分門別類，每類依時間為序。
此外，在突出國史特點上，第一卷也下了功夫。除不過多反映黨的會議，更側重於治國理政的國務活動外，在謀章布局時，注意增寫文學藝術、教育、科技、軍隊與國防建設、衛生、體育、民族宗教、社會風尚、氣候災害等方麵的國家大事。
比如，“全麵恢複國民經濟”一章中設有“城鄉交流和內外交流”一節。城鄉交流活躍經濟生活，內外交流突破封鎖禁運。不再隻是講黨的經濟政策，而是側重於分析國家的經濟活動。在“工業化的初步成就”一節中設“工業化帶動城市建設”一目，實際上是講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關係。雖然20世紀50年代還談不上城市化，但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帶動了一批新興工業城市的誕生，不能不成為後來城市化的起點。在“改革舊教育製度”一節中專門設“建立各級學校政治思想教育製度”一目，闡述了新中國的教育把培養社會主義全麵發展新人作為教育工作總的指導方針，各級學校政治思想教育在黨組織統一領導下，青年團、學生會、工會等群眾團體發揮助手作用，初步形成了由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時事政策教育和日常思想品德教育組成的政治思想教育架構。在“科技文化事業的新生”一節中加寫“體育事業的嶄新局麵”，簡述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群眾性體育運動，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迅速攀登世界體育運動高峰的初創曆程。我們認為這些都是國史的題中之意。
在照顧曆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的統一的同時，為做到脈絡線索清晰，取舍標準統一，不同分量事件的安排，參照《史記》的做法，凡大事件均放在本紀中，列專章專節來寫，次要一點的而又不能不涉及的事件，分別插入各列傳中，也就是節以下或者在有關段落中加以敘述，便於讀者看出這段曆史的輪廓和曆史變化。
第一卷的篇章結構是否做到了曆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的統一，尚待讀者評說，不過2009年30個部委第一次送審意見對第一卷的評價多多少少使我們感到欣慰。他們認為“本卷撰寫重點突出，觀點明確，文字簡練。特別是有關章節的結構布局和內容取舍，處理得比較好。”
第二，“提煉一些曆史性的東西”。
隻有客觀地反映曆史，才能使人信服。但是，把曆史材料不加分析地堆在一起是否就是客觀地反映了曆史，那樣的東西又能給人以多少啟發，是值得思考的。其實，科學意義的寫史，是善於從紛繁複雜的曆史現象中提煉曆史性的東西。什麼是曆史性的東西？一方麵是指對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重大決策過程的研究，有一個相對準確和穩定的認識；另一方麵是指關注和梳理決策的曆史根據。具體講，首先是一項決策是否適應了曆史的變化，順應了曆史發展的要求；其次是決策以後付諸實踐，又使曆史和社會有了什麼進步，使國務活動和國家生活有了什麼變化。提煉和挖掘這些發展變化，更能體現曆史整體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