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向比較表明，各國的教育狀況及政府對教育的關注程度，與國力強弱發展快慢大體成正比，於是人們從中找到了判斷不同國度文明水準的確切指標和造成差異的原因：“各文明國之國民教育與學齡兒童比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教育普及至速須二百年。》，《教育雜誌》第2年。第3期。；“歐西大邦如德如英如法，其本國人口皆不過三四千萬，而德之教育費一萬三千萬馬克，英之教育費一千三百餘萬鎊，法之教育費二萬萬佛郎。以吾國四萬萬之人口，而僅得千餘萬教育費，較之不啻滄海之一塵，太倉之一粟耳”沈頤：《論教育費不當裁減》，《教育雜誌》第2年。第8期。。前引《東方雜誌》之《各國小學教育統計表》顯示，各強國的教育經費占財政總歲出的4%—12%，比較落後的俄國和已走下坡路的西班牙也達到2.9%和2.7%。這並非簡單地靜態類比。曆史和基礎差異的現實無疑必須正視，問題在於，教育的數字對比中，蘊藏著製約發展節奏和速度的因素。長此以往，在螺旋大螺距小、高重複低效率的緩進中，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非但不會縮小，反而將日趨擴大。對於近代中國人，認識到本民族的落後並非難事，但要洞悉進化變革中隱藏著更加深刻的危機，就不那麼輕而易舉。落後的現實——更加落後的未來！雙重危機感一方麵迫使人們對清政府治理社會的能力產生嚴重疑慮，一方麵刺激了動態發展意識的全新思維，既避免了縱向比較的自我陶醉，也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靜止類比帶來的片麵盲動情緒，引起對國家民族的地位、命運和前途更加全麵具體的冷靜思索。人們的愛國熱情更熾，行動更急，舉止則更趨理性化。如何減緩以至消除落後危機的加速度，縮小與先進國家的間距，成為一切愛國誌士夢繞魂縈的頭等大事。
日本是現代亞洲唯一實現變法自強的國家，又是中國的近鄰，二者幾乎同時起步，結果卻大相徑庭。這一事實，成為世紀之交的中國人亟待破解的曆史之謎。甲午戰爭的隆隆炮聲，用鐵和血衡量了中日兩國變革圖存努力的優劣短長。但戰爭畢竟隻是物質力量的一次性結果顯示，近代化內在機製的失調，在後進國度賴以發展的教育領域得到更加全麵而深刻的反映。清政府長期忽視教育基礎，片麵追求機器工業和軍事更新，傾國之力發展起來的近代經濟和軍事力量，也許成就不亞於日本，但全民素質相去不可以道裏計。近代化設施非但不具備自我完善的能力，推動社會進入良性發展軌道，反而成為被動依賴於其他領域的負累。日本則十分注重教育事業，很早便建立起係統完備的教育體製。從1876—1908年。僅帝國大學一校就培養了畢業生8501人，而且門類齊全，比例合理。《日本帝國大學卒業生數》，《教育雜誌》第1年。第2期。結構性差異可以說在兩國近代化起步之初就注定了各自成敗的命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具有根本製約作用的差異使兩國近代化的潛力與後勁間距日益擴大，社會演進的速度、節奏相差愈遠。這一鮮明對比，形成了一幅可供動態比較的全息圖像。“為中外辦學者所未聞見”，實際需要10人足矣。最可怪者，“東西洋專門學堂大學堂中學生多者數千，少亦千餘，然用夫役之數不過一二十人”。而兩江師範竟達135人之多，年。費至9000餘元。其中有親兵、巡丁、茶房、鼓號兵、剃發匠，甚至用印家人，簡直就是一座封建衙門！這樣不倫不類的大雜院，監督還以“程度高深，科學完全，學生繁多”沾沾自喜。《教育雜誌》記者不禁喟然長歎：“該校辦事人在今日官場中已為俊傑，猶複若此，則彼貪鄙庸劣之儔，更何論焉！”《江蘇諮議局調查兩江師範學堂報告》，《教育雜誌》第3年。第3期，1911年。4月8日。本來已經少得可憐的教育經費源源流入官僚私囊，成為社會惰勢力瓜分吞噬的肥肉，增加了近代化的空耗。在專製統治下，任何一項推動近代化的新政措施，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往往轉化為吸取民脂民膏的毒腺，從而加劇了社會矛盾。
群體趨向
教育是社會經濟文化的綜合產物，教育差異則是社會差距的綜合顯示。學生作為受教育者，對這樣既具體切實又全麵係統的對比反差更有切膚之感，這無疑將堅定他們變革現實的決心和信念。然而，認識到變革的不可避免，不等於把握住了變革的方向。中國近代化的導向並非傳統社會的自我演進，而是由西方殖民者強製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之中，其底色為西式油彩而非古典水墨。多元的民族和地方文化逐漸彙入世界一體化進程，近代化就是一體化時代的世界化，這是後進民族圖存振興的前提和趨向。可是，要在外來模式與內在結構整合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全麵變更絕非易事，新舊碰撞在土洋、中西衝突下變得撲朔迷離，道德倫理大防更形成難以突破的心理屏障。鑒於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複雜性，能夠承擔倡導作用的群體至少應具備如下條件：一、對外部衝擊的高度敏感和有效吸收，對外部世界的全麵了解和開放態度；二、對傳統社會的深刻體察和本能對抗；三、廣泛的社會影響和示範作用。顯然，隻有具備一定文化素養、進步自覺的新興勢力，才能成為推動近代化的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