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下層民眾宣傳時，學生們十分注意將國家民族利益與其實際生活聯係起來，在直觀現實的基礎上啟發民眾的國民意識，收到良好效果。山西收回福公司的鬥爭中，學生們利用集會、報刊和私人信函廣泛宣傳，“聲稱官方把人民的田地給了旁人，從而剝奪了他們的生計。除非收回讓給旁人的租讓權，在人民麵前的隻有死亡，別無生路”。盡管學生們不希望使用暴力，而是贖買，但他們的宣傳“已經使得而且越來越使得人民聽得進他們的話。其結果是福公司不僅要同它可以應付得了的地方上的反對者鬥爭，而且還要同全省的意誌做鬥爭”。學生的敏感一旦變成民眾的意誌，就成為中華民族堅不可摧的巨大屏障。一位正在山西從事考察的英國科學家，在認識這一點後指出：中國人“正在探索為自由而戰鬥的道路”。英國不能夠將一個傷害民族感情的協定“強加到一個自由的民族頭上”。如果福公司一意孤行，勢必激起暴動和長期反抗。即使取得租讓權，也將毫無用處。《1906年。11月6日蘇柯仁致克拉克函》，《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477—478頁。
學生廣泛而巨大的號召鼓動力，使運動領導者刮目相看。江浙鐵路風潮中，馬相伯提出：“此時宜由各學堂發起，擔任認股，……等而上之，由學生而教員而職員，推而廣之，由學界而商界而農界而工界。”《敬告蘇浙人士勸入路股書》，《江浙鐵路風潮》第1期。1910年。江西贛路公司股東欲招路股籌還借款時也認為：“增加現有，廣勸未來，要皆仰賴我愛國愛鄉之學界諸君登高一呼，為各界倡。”《江西鐵路公司續開股東會紀事》，《東方雜誌》第7年。第1期，1910年。3月6日。禹之漠說得更為明確：湖南“商界無人才，無魄力，隻可居被動之地位，無原動之資格。湘路之能否專歸商辦，必得學界為之援助”《禹之漠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頁。。由於學生在發起救亡活動中的突出表現，使得列強駐華外交官一聞見報警風聲或傳單告貼，便指為學界煽動。
二、團結一致，聯合行動
學生們認識到路礦利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體現，利權失則國破家亡，因此，一地告急，便群起救難。雲南三次保衛路礦風潮，學界都一致行動，並兩度發動全城罷課。江浙鐵路風潮時，杭州41所學堂代表聯合集會，呼籲全省學界“向清政府竭力拒爭”《杭州之拒款會議》，《中國日報》1907年。11月13日。。常州各校停課一天，1200餘學生召開保路大會，“寧死不認借款”《常州學生停課拒款》，《中國日報》1907年。11月13日。。寧波則17校學生千餘人集會。1906年。廣東學界力爭廣九鐵路，23所學堂學生集會通電。次年。反對英人測海、葡人侵界、日本謀奪西江捕權，66所學堂1920名學生聯合上書。1905年。底，山西學生千餘人集會抵製福公司專辦山西礦務，兩年。後高潮再起，大學、武備、師範、商礦、警務、農林等校學生1034人聯名具稟力爭。天津學生反對日本強修安奉路，2000餘人結團相抗。西安學生爭西潼路權，高等、師範、陸小、法政、府立中學學生聯合集會，因會場窄小，隻能推選百餘名代表赴會。此外，陝西爭延長石油，河南、安徽爭浦信路，江寧爭蘇杭甬路，江西爭贛路等，省垣和府州縣學界上下呼應，互為聲援，形成波瀾壯闊的鬥爭浪潮。甚至女學生也有大型聯合行動。廣東爭西江捕權時，由壹德女校發起，坤智、頌賢、育坤、夏葛、真光、通誌等女學堂學生數百人集會。各地出省讀書的子弟，也每每聯合聲援家鄉父老的鬥爭。旅居京滬的江浙、湖南、山東、直隸等地學生，曾分別集數百人聯名上書通電，響應故裏同胞。這時期各地學界鬥爭的聲勢規模，已超過拒俄抗法和抵製美貨運動。以前各大都市的學界集會，人數不過數百。而現在不僅沿海沿江發達區域省垣學生的集會動逾千人，雲南、山西、陝西等內陸偏遠省份和常州、寧波等中等城市也出現千人以上的大型學生集會。學界越來越成為影響地方和全國局勢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