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必自愛鄉始，學生為鄉裏一分子，地方利權盡失，“若袖手旁觀，學生天職安在？國民義務安在？”《嘉興師範學校學生募集路股》，《江浙鐵路風潮》第1期。這雖然是民族意識的初級表現，帶有幾分褊狹，卻把個人榮辱與民族安危切實地緊密聯結到一起。地緣性作為愛國觀念的具體化，是宏觀民族概念涵蓋的微觀形態，和傳播近代國民意識的有效負載。而且，學生們並未劃地為牢，將地方與國家對立甚至超越其上。收回與捍衛利權，既是“身家性命之關鍵”，又為“種族存滅之樞機”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年。），第247頁。。因此，一地利權危急，他方學生立即起而聲援。1907年。甘肅文高等學生見上海報載日人強索東北警權，以“此係國家存亡之所關”《清末甘肅文高等學堂的片斷回憶》，《甘肅文史資料》第4輯。聯名電請力爭。江浙鐵路風潮中，兩省旅京學生600餘人上書力爭，大學堂中其他各省學生“以此借款影響及於全國，不獨關係東南兩省利害，直為國家大局存亡所關”，深恐蘇浙學生人少勢單，難以收效，“聯合各省團體續請代奏，為其後援”。每省公舉代表4人開會集議，演出1800人聯名上書的宏大場麵，使清廷大為震動。《蘇浙學生會議情形》，《江浙鐵路風潮》第2期。江西旅滬學生也致電本省教育會：“東南諸省，存亡攸關，河南、廣東均飛電政府力爭。凡我江西紳商學界亦宜共表同情，結大團體，以相抵製。”《江西旅滬學生蔣敬襄致本省教育會電》，《江浙鐵路風潮》第1期。保定師範學生還因集議江浙路事與當局衝突罷學。甚至八旗駐防學堂學生也積極響應，“按月認股”《杭州八旗駐防按月認股》，《江浙鐵路風潮》第2期。。
共同的信念與責任感促成群體的聯合鬥爭，使學界團結進一步鞏固發展。不少省份建立了規模可觀、基礎雄厚的學生統一愛國團體，著名的如北京浙路保存會、天津北洋抵製日貨聯合會、廣東國權挽救會、江浙學校聯合拒款會、江寧集股會、陝西路政研究所、山西全省學會等。尤其是京、直、浙、粵、陝等省的學生組織，陣容整齊雄壯。浙江學校聯合拒款會由41所學堂共同發起，“為全省學界拒款總機關”，並呼籲各地組織支會，“舉代表蒞省”《浙省學校聯合拒款會致各府縣學堂電》，《江浙鐵路風潮》第2期。。寧波、溫州、嘉興等地學生立即響應，成立分會。廣州國權挽救會代表著66所學堂的學生。北京浙路保存會由浙學堂發起，遍邀各校讚成。天津北洋學生抵製日貨聯合會參加者達2000餘人。陝西路政研究所為學生專設機關，“凡關心路政者，均可隨時到會研究”《陝西學生熱心路事近聞》，《盛京時報》1907年。7月18日。。府州縣和各級學堂的愛國團體更如雨後春筍，有的還頗具規模。如河南衛輝學界拒款會，“連結九邑，誓以死爭”《滑邑士民之公敵》，《河南》第2號，1908年。2月1日。。在社會各界聯合團體中，學生也是重要成員。如北京國民拒款會，“各學堂學生占多數”《江浙鐵路代表許九香演說紀略》，《愛國報》第396期，1907年。12月28日。。
各級各類組織上下銜接，形成係統，使學生既有統一指揮中樞，又有貫徹運行的基層機構，保障了學界深入持久地開展救亡運動。江浙鐵路風潮時，東吳大學堂“先由陶君旬夏宣言江浙路事及蘇城拒款會之舉於眾學生，眾學生公選陶君等六人為全體代表往赴會。既歸，即開會招股，演說激烈，有痛哭流涕、捶胸踢足者。是日承認股數過百五十”。激情之下的響應，雖熱度甚高，卻難以持久，很快便因缺少團體中堅，骨幹又因事他去而一度消沉。後“學生中有熱血誌士陳霆銳，合二三君子更創拒款之會，奮力集股，二三日中，得四五百股”。“乃公選陳霆銳、陳海澄二君為幹事員，孫孟剛為書記員，而事遂以集。”《路款集股》，《學桴》第2年。第2期，1908年。2月。盡管這些組織尚不完備穩固，畢竟增強了學生的團結，有助於堅持活動。
三、日益鮮明的激進傾向
學生群在曆次收回利權運動的全過程中，始終顯示出一股不可遏製的激進傾向。雖然受到環境和自我約束，仍無時不刻地尋找突破迸發的缺口。當然，這種趨向不限於學生，而以學生最為突出；學界並非人人激進，但總體趨向最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