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製美貨是國民與外強相爭，收回利權則不僅爭之於外，更須與出賣主權的清政府鬥爭，並在收複利權的同時，完成從官辦國有到商辦民營的轉化。因此，人們必須考慮以何種態度手段對付官府朝廷。有人提出：“今日之立憲預備時代，非昔日之專製手段可得而從事。昔日政府人民之關係，家屬之關係；今日人民政府之關係，法律之關係。”要求“仿歐洲立憲國‘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例，而曰：不依吾民之公論，不納各項之租稅”高朔：《宣布拒款最後之方法》，《江浙鐵路風潮》第2期。。有人表示：“外部既欲妨害人民權利，則吾輩之抵抗本在文明法律之中，今日之事，無所謂和平、激烈也。”“使外部而能保我土地者，人民孰不願和平？使外部而必棄我土地者，人民又誰不激烈？”《敬告蘇州拒款會》，《江浙鐵路風潮》第2期。江浙鐵路風潮中，蘇人自愧不如浙人“慷慨激烈”，批評上海“熱心誌士平日奮袂攘衿，怒目切齒，慷慨談論。及此間不容發之際，亦不聞立一會出一言以抵敵此壓製之政府，則吾為吾上海人恥”。並反躬自省，“實有僥幸依賴之心焉”。他們說：“夫言非必出於激烈之為當也，特人方引繩以束縛我，執刀以刲割我，而我惟巽慎其詞以與之疏解，是無異虎狼屯於殿陛而猶談因果也。”呼籲人們“廣集議會，聯合團體，用強硬手段以對待部眾，用堅毅手段以抵抗政府”。“而觸政府之怒，充其壓製之技量，不過殺吾身已耳。殺吾身死也，為奴隸牛馬亦死也；死於英人之手死也，死於政府之手亦死也，死一也。與其死之遲，毋寧死之速，與其求死不得而卒不能免，毋寧殺身成仁而速即於死。”《為蘇杭甬鐵路借款事上江蘇同鄉書》，《江浙鐵路風潮》第1期。打電、上書、舉代表之外，罷課罷市、抗稅抗捐也已提上議程。在紹興、杭州等地還正式形成決議。
和平運動的激烈化，使清政府進退失據。地方督撫唯恐激成暴動，引發革命，不敢死力鎮壓。頑固官紳也心存顧忌。曾在湖南主持剿殺學界革命勢力的陸元鼎在晉見時說：“若過事摧抑，誠恐激成意外，內亂與外侮交乘。”“輕重相權，內亂之來，較外侮尤迫。”《陸元鼎召對詳誌》，《中國日報》1907年。12月12日。運動領導者則擔心行動過激引起暴動，使民心趨向革命，不敢輕易將罷市抗捐付諸實現，真正實行的主要是學界罷課。有人出於預防革命的考慮，重彈文明爭拒的老調，鼓吹民氣“有文明野蠻之分”《忠告爭拒借款諸君》，《大公報》1907年。12月1日。。這種曾由學生大力倡導的策略口號，在時過境遷、對象主體均已變化的情況下重現，效果截然相反。當學生突破既有文明限定，逐漸把矛頭對準專製政府時，堅持原來的文明界定就成為桎梏。對於上層以文明爭拒防止革命的意向，學生很少苟同附和。他們從來不以文明與革命相對立。而紳商的主觀動機無論是為了恫嚇清政府抑或真的害怕革命，客觀上都不免帶來消極影響。革命黨人雖不讚成國內公開鬥爭拘泥於合法和平形式，予以尖銳批評，但也看到了其中的激進傾向與革命殊途同歸的發展趨勢。《中國日報》指出：“當局者既對外不能不籌所以重言諾而固邦交，而對內又不能專恃威權而強事壓抑，此問題縱令當局者頗難解決也。”《中國日報》1907年。12月4日。民氣發達強盛，已由蜷伏於專製統治之下或避其鋒芒，進而為公開對抗統治權威。這種由自覺群體引導，不是回複自發狀態的突破，意味著愛國救亡運動正朝著民主革命的方向順利發展。
保路風雲學生潮
學生在收回利權運動中顯示了突破合法和平形式的文明界定的意向，並有限度地付諸實施，但未能推動整個鬥爭越界發展。社會矛盾激化的總趨勢和學生衝擊力的進一步積聚增長，終於促使保路運動的風雲變幻跨越了既有的文明界限，不僅訴諸罷課罷市和抗捐抗稅（一般學生心中的“文明”），而且實行武力反清與共和革命（革命分子認定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