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運動向革命轉化，革命黨人固然施加了各種影響，而學生的自我突破則是加強這一趨向的內在動力。他們既非高高在上的立憲派所能左右，又不同於一般下層民眾的單純義憤衝動，對上把激烈升騰的民氣集中起來，形成衝擊溫和領導層的強勁氣流，對下把嶄新的近代意識灌輸進去，抑製民眾的自發盲動傾向。他們不僅促使運動激化，而且保證它朝著民主革命的正軌轉化，避免回到自發鬥爭的隘路上去。他們自身力量有限，離開群眾便無力推動上層，影響運動的基本方向；同時又缺少有足夠威望和實力的領袖，離開上層領導，則不能得到一定的合法性保護，形成號令四方、指揮民眾的中樞。同樣，民眾和領導層少了這一中介環節，聯係便會斷裂，無法相互溝通補充，上層的軟弱和下層的盲動都將惡性膨脹。這種在連環式政治組合中的特殊地位，使得並不強大的學生能夠充分發揮其能量，成為推動甚至左右運動發展趨勢的重要群體。
鐵路國有政策一經公布，保路風潮立即在湖南掀起。5月14日，長沙召開全路大會，有人提出以罷市停耕、罷學停工、抗糧抗稅為最後辦法，得到熱烈讚同。而湘路公司總理餘肇康所謂“須出以和平，措詞勿過激烈，免礙大局”的論調，則引起普遍不滿。學生的積極參與，一開始便使當局震驚。湘撫聞訊，命學司下令各校嚴加約束。《詳紀湘人爭路之大會議》，《大公報》1911年。5月29日。這時黃花崗起義餘音尚存，統治者杯弓蛇影，對學界控製尤為嚴密，局勢十分險惡。但學生們衝破重重限製，率先履行大會決議。他們先期刻印傳單，暗中散發串聯。6月7日，長沙官、公、私立學堂一律停課。關於長沙學生罷課的時間及過程，各種記載有所不同。《民立報》1911年。6月19日《湘人爭路之風潮》稱從6月10日（五月十四日）開始；《盛京時報》6月20日《湖南罷學大風潮》記為6月7日（五月十一日）開始；《大公報》6月24日《湘省爭路風潮之片聞》稱，到6月8日已有數十校停課。至於具體過程，《民立報》和《盛京時報》均謂因事先有傳單聯絡，故一致停課。《大公報》則稱係相率停課，優級師範與公立法政兩校到6月9日始停課。6月10日，長沙府中學堂學生假座城隍廟大開會議，各堂學生到者三四百人。提學使急調巡防隊前往彈壓，並開槍威嚇。赤手空拳的學生毫不畏懼，群起鼓噪，與荷槍實彈的士兵大起衝突，聚眾至數千人。湘撫派人分赴各學堂勒令複課，雖“有一二上課者，多數學生即搖鈴喝令停止。各監督無可如何，隻得以‘休息’二字報告到院”。巡撫楊文鼎大為震怒，揚言：“各學堂如敢抗違明諭，停課要挾，無論官立民立，即予全堂解散，以示懲儆。”《湘人爭路之風潮》，《民立報》1911年。6月19日。但學生們根本不予理會。6月11日，大批學生列隊前往諮議局請願，與議員約定三事：1.議員應一律辭職；2.嚴劾盛宣懷甘心賣國；3.責問王世琪為何以少數人意見抹殺多數。議員均表同意。後來議員們果然相率辭職，以抗議清廷壓製保路。為了動員各界響應，學生們在官府嚴禁各機器印刷局代印傳單的情況下，冒著生命危險，秘密手刻油印，趕製出大批傳單，廣為散發，號召全城罷市，以爭幹路。商界為傳單和學生罷課行動所激勵，決定自6月11日起一律罷市，先開半板，三日內若無複電到湘，即全行罷市。
鑒於學生的堅決鬥爭促使運動不斷擴大激化，統治者愈加感到局勢嚴重，僅照常規辦法，將難以控製局麵，勢必引起更大危機，因而采取非常手段，“以路事風潮及革命黨人多出於軍學兩界，而尤以預防暗通消息為第一要義”《湘聲最近之風聲鶴唳》，《大公報》1911年。7月15日。下令阻斷各校聯係，各堂搜查及委派專人收受學生往來函電，以簿記注明寄發函電人的姓名住址；公共緘電傳單須送堂長監督拆閱，不準徑交學生；提學司隨時派員赴各學堂督查簿記，倘有違犯，從嚴懲辦；同時派出大批巡防隊、警察隊和臨時增募的偵探隊，沿街串巷，武裝巡邏；禁止集會，取締印刷店；信行郵局檢查軍學界往來函電，刊登廣告須經巡警道派人核閱；並出示懸賞舉發緝拿私刻傳單的學生；派遣密探暗中查訪，凡有煽動風潮者，按名訪拿，“盡法懲治”，12名高等學生因此遭到逮捕。《閑評》二，《大公報》1911年。7月21日。長沙城實際上進入全麵緊急戒嚴狀態。在極其險惡的形勢下，學生經過幾個回合的反複較量，終因上層退卻、各界消沉，以及反動勢力過於強大，被迫且戰且退。到7月上旬，長沙四區學堂已複課者34所，停課者仍有27所之多。
放棄省城，並不意味著結束鬥爭。許多學生以退為進，把鬥爭引向府廳州縣，與當地學生彙合。長沙罷課風潮興起，寧鄉縣學生積極響應，遍發傳單，倡議開會，聲討出賣路權的罪魁王世琪，並提議掘其祖墳。其他地方聞風而起，“均以各學堂學生為最激烈”。他們與省垣歸來的學生聚合後，氣勢更盛，“均以停課罷市或抗不納租等詞聳動全體，傳單四出，謠信蜂起，一與省城無異”。地方官吏手足無措，飛電告急，要求調兵彈壓的報告如雪片般飛來。楊文鼎自顧不暇，鞭長莫及，“大為焦灼”，隻好派學司人員馳往各屬，聊以應付。《湘中路事之風潮》，《民立報》1911年。6月25日；《湘路風潮續誌》，《民立報》1911年。7月15日。統治者認為此時“大可慮者”有三，一是銀根吃緊，二是罷市罷工抗稅，而最要緊的，“為各學堂學生現已放假，紛紛各回原籍，沿途演說，秘密開會，提倡反對，地方官防不勝防。連日以來，各屬風潮相繼而起者，已指不勝屈”《湘省風潮種種》，《民立報》1911年。7月10日。。這一階段運動雖隻發展到罷課罷市，抗糧抗捐決而未行，但火種已經布下。9月中旬，在四川保路風潮蕩激下，長沙學生再度全城罷課，刊發傳單，號召罷市和抗糧抗捐。一些學生早就懷有“絕對否認鐵路借款、鐵路國有，而欲以暴力臨之”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3冊，第1260頁。的決心，乘勢轉向反清革命，暗中準備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