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學界也曾罷課一天，抗議鐵路國有。
四川保路運動最為完整地顯示出學生推動合法和平鬥爭不斷激化，最後進入革命軌道的曆程。
風潮乍起，學生就是保路同誌會中的活躍力量。成立大會盛況空前，“人多，看來各色各樣的人都有，學生和做手藝的年。青人，好像更要多些”李人：《大波》。。高等、鐵道、體育及各中小學堂分別組織了保路同誌協會，並組成四川學界保路同誌會作為總機關。小學生黃學典、黃斌等人還發起童子保路同誌會，血書簽名，誓以死爭，時人讚為“感天地泣鬼神之學生”《四川保路同誌會報告》第12號。。年。僅9歲的女學生也有誌“聚會同學，商議積資助公”《九齡稚女之愛國熱》，《四川保路同誌會報告》第19號。。各府縣在蓉學生則主動返回原籍，組織保路同誌分會。學生們積極進行宣傳鼓動，成都法政、第二小學、敘屬中學600餘名學生在同盟會員的指揮下，深入大街小巷，開展宣傳。到保路同誌會講演部工作的全是學生，有的分途運動省垣各界，有的奔赴府廳州縣策動響應。盡管同誌會《講演要旨》明確規定：“不得以激詭之論聳人暴動”，“不必涉及其他問題”，“不可以此罷市罷課”《四川保路同誌會報告》第3號。但學生們顯然並未循規蹈矩。官府因“講演員四出過縱，固屬不可阻遏，亦恐生變”，很快感到某種潛在危險，於是“苦心斟酌，通函各州縣有司”，對其活動大加限製刁難，規定：須有同誌會圖紀委托證書；每州縣限1人；限在各法團向有會議地方，不得隨地講演；不得下鄉；講演時須有地方官在場監察，如有激動亂機、破壞秩序之意見言論，可隨時截止。《關於講演之要聞》，《四川保路同誌會報告》第9號。這從反麵印證了學生實際上正在衝破自我約束和官方容許的限度。
運動的發展日益深入，學生的激進情緒也日趨強烈，社會影響愈加明顯。起初，同誌會領導層反對采取任何過激手段。通省師範學生汪子宜在大會上慷慨陳詞，提出“農民罷耕、工人罷業、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的“四罷”主張，得到廣泛而熱烈的響應。《四川大學史稿》（四川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9頁。8月24日，當同誌會首腦們還在為是否罷課罷市爭論不休、猶豫不決時，成都學生已和群眾一起將罷課罷市付諸實施，促使領導層承認既成事實。9月初，因風傳清政府有改線之說，同誌會請各界代表分頭召集本界協會，研究下一步行動的進退。9月2日舉行大會公決，各協會代表當眾宣布本會討論結果。學界代表首先表明議定三種辦法：1.堅持罷課，必達目的；2.以停課名義請假回裏；3.回裏後實行大會決議的抗捐抗稅；均為進取之策。而商界則以開市為念，處處考慮退路。盡管其一度表示“準則於學界”，但最終確定方針為：“準則於股東總辦事處著手實行辦事，不生問題即開市。”《保路同誌協會紀事》，《西顧報》第40號，1911年。9月5日。態度差異體現於行動之中，富順、資陽、酉陽、合江、內江、三台等縣在省學生紛紛集會，決定執行學界總會的決議，回鄉發動民眾，堅持鬥爭，“務期眾誌成城，全川如一”《西顧報》第40、41號，1911年。9月5、6日。。在同誌會任職的學生一直以激進派姿態出現，在與趙爾豐麵對麵交鋒時，學生閻一士、羅一士被有意安排為激烈代表，以打擊趙屠戶的氣焰。法政學生則在會場公開散發《川人自保商榷書》，促使矛盾進一步激化。
保路運動發展至此，已觸及清朝統治的基本國策和根本利益，和平手段不能徹底解決矛盾，於是，統治者訴諸武力，而民眾也不得不武裝抗暴。鬥爭在和平的圈子裏走完由合法到非法的路程。反動派的壓力，革命黨的鼓動，都是促成轉化的重要原因。而學生從內部推動，更有助於上層領導改變態度。有人談其感受道：“每當演說時，憤激不顧前後，則聽眾歡迎。若果瞻前顧後，研究辦法，則眾極不滿。愈演愈烈，已成風氣，不易挽回矣。”彭芬：《辛亥遜清政變發源記》，《辛亥革命》四，第334頁。而學生正是聽眾中情緒最激昂的成分。領導層改變態度是他們明智的表現，否則，運動的發展仍將不以其意誌為轉移，“而主持之士紳，亦太阿倒持，雖欲操縱而不可得”《上海岑宮保寄內閣請代奏電》，《愚齋存稿》卷八十四。。這種朝向反清革命的突破，隻有在以青年。學生為代表的激進民主力量的推動下才能實現。趙爾豐顯然看出了這場運動與往日民變有本質的不同，他說：“川人性本浮囂，易生滋擾，會匪遍地，素好結社。自立憲之說鼓吹，人人有自由觀念；自留東學生歸來，多半狂悖言論。今借口路亡國亡，浸潤灌輸於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疑憤，矢誌決心。其中有人欲利用此時機以實行改革主義，初猶存諸理想，近乃見諸事實，影響所及，全國蒙禍。”戴執禮編：《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298頁。雖然隻提到留日學生，但留學生一則與國內學生息息相通，二則人數有限，集中於東京尚可成氣候，分散於內地則孤掌難鳴，要想有效地影響民眾，就必須與國內同儕攜手合作。事實也正是如此，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天府之國裏已是革命軍號震天動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