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語錄”我認為全世界最難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自我提升過程，你有多大的氣概，你就能做多大的事情，但沒有人生下來就有宏大的氣概，這裏麵有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
“俞敏洪創造”當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的時候，曾經留下來了一句震古爍今的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王侯將相，不是天生的。一位創業者也不可能是天生的成功人士，不可能天生就具備領導者的才能。這些才能都是通過後天不斷的鍛煉，在實踐中錘煉，在無數次的失敗中修煉成的。
從俞敏洪的成長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成長軌跡。
俞敏洪是一個知識分子，有著知識分子的清高，所以，能夠成長為新東方的領頭羊，自然有著比別人更為艱難的自我提升過程，個中艱辛，非常人所能夠想見。
早在俞敏洪為他人打工的時候，他就注意觀察這些培訓學校的優缺點，觀察這些培訓學校對學生的態度、管理以及教育理念上的缺陷，可以說，在沒有正式創建新東方的時候，俞敏洪心裏已經有了一個新東方的雛形。
但是，天下事都是想著易，做起來難。等到真正開始自己事業的時候，俞敏洪才發現創業的困難比自己想象的要多的太多了，遠不是一個北大畢業生所能夠解決的。原來自己所要麵對的隻有學生和黑板，自己開始創業，可以說培訓學校每一個人的吃喝拉撒睡，甚至教師手中的一個粉筆頭等等問題都要自己親自過問。而這些創業的“學問”他在課上課下從來沒有學的。俞敏洪自己坦承：“我不僅僅是一個教書匠了，我馬上要麵臨好多我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比如說，當我們麵對這些公務員的時候，我就不知所措。我知道學生心裏再想什麼，但我很難知道這些公務員心裏想什麼，以及他們需要我做什麼。”
怎麼辦？隻有從頭再來，邊幹邊學。
還是從頭說起吧。首先來說一下辦學執照問題，就夠俞敏洪為難的。當時規定，辦培訓學校必須要有副教授以上的職稱才可以，並且要學校出具證明。而俞敏洪當時僅僅是個講師，要學校出具證明？俞敏洪剛剛從北大辭職，已經沒有自己的單位了，又能去哪裏開具證明呢？這時教育主管部門給他出了個主意，讓他找一個具有副教授以上職稱的人掛名，這樣就可以給他出具證明。但是俞敏洪婉拒了這個辦法。俞敏洪有自己的考慮：如果辦學失敗了，自然沒有什麼，一切後果自己一肩都扛起來就可以了，可是萬一做大了，到那個時候，學校是算他俞敏洪的呢？還是算這位教授的呢？這些問題不能不考慮。直到今天，俞敏洪都慶幸自己這一步走得非常正確，沒有因為這個問題憑空生出很多的麻煩。
可是執照問題怎麼解決呢？俞敏洪無奈之下，放下自己的“清高”，厚著臉皮子去找海澱區教育主管部門，每天去陪著人家喝茶、聊天，和人家拉關係，溝通感情。最後死磨硬泡，人家答應給他半年的試用期，但是如果出現任何問題，就要立即取消培訓資格。俞敏洪過了第一關。
從一個優秀的教師向一個優秀的商人轉變，俞敏洪還要“惡補”很多在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請警察喝酒也許是現在俞敏洪想起來最為尷尬的事情了。
由於那時的網絡不是太普及，在電視上做廣告代價比較高，所以大家的宣傳手段主要就是粘貼小廣告，因此，中關村，尤其是大學周邊的電線杆子就成了各家培訓學校的爭奪對象，常常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剛剛粘好的廣告很快就會被競爭對手覆蓋，甚至為了爭奪一個電線杆的廣告位而大打出手。有一次，新東方的業務員就被對手捅了一刀。
俞敏洪考慮到學校的安全問題，就想和警察拉拉關係。當時的俞敏洪還沒有資格和警察建立“警民共建單位”，他就采用警察辦案用的“蹲守”方法，在公安局門口蹲了幾天，終於找到了一個熟人，托這位熟人請到了公安局的幾位警察朋友，請他們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