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文化自古以來就是綿陽經濟政治發展的強大動力。綿陽是四川盆地開發較早的地區之一，在城西七公裏處安昌江畔的邊堆山，考古學家發現了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出土文物數千件，是四川盆地迄今發現最早的原始人類文化遺址之一。在市區何家山發掘的東漢墓葬中，出土了全國最大的銅馬和最早的銅鑄佛像。秦漢兩代，綿陽成為“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的軍事重鎮，被譽為“劍門鎖鑰”，“蜀道咽喉”。隋唐以後，綿陽成為“再車輻輳，商賈雲集”的商業重鎮。三江兩岸成為天府之國的富裕之地，魚米之鄉。三國時，綿州州史劉璋在東山為入川的劉備設宴，劉備讚歎道：富哉，樂也。東山從此改名為富樂山。李調元在《遊富樂》一詩中，有“富樂獨入眼，方知使君雄”兩句。可見，“富樂”早已稱為綿州的一大特色。
古老的三江文明和燦爛的三江文化，是取之不盡的精神寶庫。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我們應當研究三江文化，宣傳三江文化，進一步利用與開發三江文化。根據筆者膚淺的理解，三江文化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麵的顯著特點，值得好好地研究和宣傳。
第一，繼承性。綿陽三江文化之精要可概括為，愛國，創新；追求卓越，富國樂民。三江文化精神具有明顯的繼承性。在綿陽三江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歐陽修，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文學革新運動的領導人物，在政治上也屬於革新派。他正直、敢言、愛民，繼承並發展了三江文化的精神。蘇東坡稱他：“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宋史》稱他：“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阱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誌氣自若也。”《宋史》對歐陽修的頌揚，可以認為是對綿陽三江文化精神之褒揚。後人一直用這種精神來激勵自己，並努力發揚之。
屠用謙在《重修六一堂懷古》中寫道：“未覺風流盡，重開六一堂。循聲傳父子，貢舉著文章。初度追綿左，若封重穎陽。兩叨剖符地，終始挹輝光。”因為“未覺風流盡”，才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他在《登高望綿竹懷古》中又說：“浩氣猶霄壤，浮雲自古今。葛張名父子，憑眺感予心。”清代詩人嚴履豐詩曰：“堂傳六一風流古，地起樓台氣象加。”都講到了要繼承和發揚三江文化的意思，
南宋愛國詩人陸遊不辭勞苦來到綿陽，也是為了學習歐陽修所體現出的這種精神。他說“我來訪古涪江濱，不辭百罔冀一真。”他在杜甫寫《觀打魚歌》的綿州東津寫了一首《東津》，其中雲：“歲暮涪江水歸壑，白沙渺然石葷確。”“四方本是丈夫事，安用一生無別離。”曆史證明，陸遊的確是學到了三江文化精神之真諦。
李調元在故裏辭世前作《歎老》，詩曰：“我願人到老，求生變作草；但留宿根在，嚴霜打不倒！”這是一種求生的欲望，是一種永不低頭的精神。三江文化在他身上表現得很充分。
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尊文昌神為“吾祖也”，自稱文昌後裔，賦詩曰“人是人神是，同國與天休。”可見，三江曆史文化的傳統在農民革命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愛國將領馮玉祥曾駐兵綿陽，吸取過三江文化的營養；抗日名將宋哲元血戰疆場，最後長眠於綿陽的土地上。三江文化澆灌的這片土地是一片熱土。1935年紅軍將士曾在這片土地上英勇奮鬥，豐富了三江文化的內涵，也澆灌了這片沃土。
革命先驅袁詩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張秀孰都生長在這塊土地上。五四運動時期，他們兩人被推舉為四川省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1928年袁詩堯英勇就義，張秀孰也於同年被捕。被捕後他做好了為革命獻身的思想準備。這時，他想到了養育他的家鄉和父母，給遠在家鄉的父母留下一份“遺書”“雙親大人：男幼承庭訓，長成後要愛國、愛鄉、愛人民。今男以身許國，以身許民，亦是秉承教誨。倘若此次赴難，也是為國為民而死，雖死猶榮！”張秀孰的這份“遺書”充分體現出三江文化精神在現代共產黨人身上的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