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爸爸受命參加第二野戰軍女子大學的籌建工作，擔任供給處副處長。二野女大是為培養部隊婦女幹部而創建的，校長和政委由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兼任。軍史編寫組在解放軍檔案館發現爸爸當年寫給二野供給部領導的報告，並全文收錄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二野女大》一書。在我的記憶中，爸爸隻對我講過一次他自己的“故事”。那就是在籌建二野女大期間，他帶人從南京拉了一車鈔票到河南鞏縣。這件事在《二野女大》那本書裏可以得到印證。但對其過程爸爸沒有任何描述，甚至連什麼車也沒有交代，也不知是汽車還是馬車。如果是汽車的話，危險性小點，要是馬車的話，那危險可就大了。那是一車鈔票啊！爸爸隻是告訴我，他非常緊張，但順利完成任務。從南京到鞏縣，千裏迢迢，橫跨江蘇、安徽、河南三個省。那時，淮海戰役剛打完，南京才解放，到處是國民黨的散兵遊勇。爸爸帶的“運鈔車”幾乎要跨越淮海戰役的整個戰場，其艱難可想而知，簡直就是一部電視劇的題材，但爸爸卻如此輕描淡寫。這就是爸爸的性格，這就是爸爸的為人！
我和媽媽、妹妹在老家住了半年多，爸爸又將我們接到河南鞏縣二野女大總校的駐地。我們住的院子很大，要上好多台階才能進院，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大、那麼好的房子。過了好多年之後我才知道，那就是詩聖杜甫的故居。這期間，媽媽在女大一分校學習文化，我到二野女大育才一小讀書。媽媽小時候沒有念過書，隻是跟著大人學過幾個字。在二野女大的學習，給媽媽“掃了盲”。1950年初，我們跟隨爸爸的部隊“解放大西南”，到了霧都重慶。
到重慶後，原二野女子大學和二野軍政大學聯合組成西南人民革命大學。西南人民革命大學由劉伯承兼任校長，爸爸擔任總校四處（校務處）代理處長。西南革大總校設在重慶紅岩村，機關和家屬都住在那裏。開始我們住的房子很寬，據說是個特務頭目的住宅，有很大的陽台，還有寬大的衛生間。後來爸爸主動將這個房子讓給另一位處長，我們就搬到原來國民黨特務用來監視八路軍辦事處的舊房，條件就差多了。對這次搬家，爸爸沒有作任何解釋，但我心裏明白其中的緣由。
這個期間，媽媽在工農幹部學校學習，兩個妹妹上幼兒園，後來她們就到卓琳任校長的重慶人民小學讀書，我則到了巴蜀小學。我在巴蜀學校一直讀到高中畢業。從讀小學開始我就住校，對爸爸的事情知之甚少，隻知道他很忙。由於從小就沒和爸爸在一起，我對爸爸有一種敬畏感，甚至有點怕他。但我非常尊敬我的爸爸，爸爸也很愛我。1951年爸爸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我為爸爸感到自豪，將他的觀禮證收藏起來，保存了好多年。1952年“三反”期間，爸爸屬下的校產科長貪汙敗露，這個科長“反咬”爸爸一口，於是爸爸被軟禁了起來。這個時候，媽媽給爸爸寫信，安慰他。我們都相信爸爸，他一定不會貪汙！過了好久，爸爸被放了出來，恢複了工作，還了他一個清白。這件事對爸爸身心的摧殘十分嚴重，從此落下了失眠的毛病，直至終身。但爸爸卻沒有對我們講過一句抱怨的話。
西南革大完成曆史使命後，爸爸調任中共中央西南局黨校副處長，不久又調任中國醫藥公司西南采購供應站經理。1955年媽媽從工農幹校畢業，由於媽媽沒有正式入伍，既沒有軍齡也沒有工齡，組織上便將媽媽介紹到爸爸所在單位。照理說爸爸的單位給媽媽安排工作是合乎原則的，正當的，但爸爸不讓，媽媽隻好在家“待業”。過了好久，媽媽才在爸爸的單位當了一名普通工人。1961年單位縮編，爸爸又讓媽媽帶頭下崗。到國家形勢好轉後，媽媽才又參加工作，在重慶醫藥公司倉庫當保管員，仍屬工人編製。媽媽在這個崗位上一直幹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