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語言自邇集》是大部頭書，價錢相當高。曾作為外務省的留學生被派到日本駐北京公使館學習北京官話的中田敬義曾回憶說：“太貴了，簡直買不起”，於是，日本的中國語教育者紛紛以之為基礎自編中國語教科書。
明治12年、13年（1879-1880），廣部精編寫了《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共7卷7冊，明治25年（1892）5月曾再版，分為線裝上、下兩冊，明治35年（1902）11月又再版時，合並為西式裝訂的增訂本1冊。它就是以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為底本，並且將“德國翻譯官阿氏（Arenbt）”的《通俗歐洲述古新編》作為“歐洲奇談”收載，加上廣部精自己編集的六字話和常言、續常言，構成了全書。這是一本從初級到高級，麵向眾多學習者的教科書。
明治13年（1880），興亞會支那語學校成立，4月，興亞會支那語學校編輯出版了西式裝訂的《新校語言自邇集》1冊，它據原本初版的《語言自邇集》所編，內容是從《語言自邇集》中抽出了散語部分40章，單成一冊。
明治13年（1880）7月由慶應義塾出版部出版的《清語階梯語言自邇集》。這是一部在日本翻刻麵向日本人的《語言自邇集》。因為《語言自邇集》的昂貴，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曾為當時的外務省留學生們準備了這本《清語階梯語言自邇集》，有的還蓋上了公使館的印章。文求堂書店店主田中慶太郎說：“《語言自邇集》作為學生的教科書，在高等商業學校準備了許多。”這裏所說的應當就是《清語階梯語言自邇集》，它是一個簡化本，刪除了漢字解說等日本人不需要的部分，以便於使用和普及。
明治13年（1880）9月，福島九成在廈門任職期間，以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問簽答篇”為範本，編集《參訂漢語問答日語解》。
明治19年（1886）4月陸軍文庫出版了據《語言自邇集》的《平仄編》而編成的《自邇集平仄編四聲聯珠》。
明治37年（1904）5月，伴直之助編輯出版學習月刊《清語和清文》，這是日本最早的專門的中國語學習雜誌，第一號於明治37年（1904）5月由東枝律書房發行。其中“清語”部分每號連載的是從《語言自邇集》選出的單詞和散語，也有從其他地方選的問答。
綜上，英國人威妥瑪編寫的《語言自邇集》，其編寫對象雖是針對西方人，但它在日本的中國語學習中卻有著深遠的影響。而僅存於《語言自邇集》第2版，由《西廂記》改編而成的《踐約傳》顯得格外寶貴。
11.1.2《語言自邇集·踐約傳》的產生《踐約傳》出自威妥瑪（1818-1895）編寫的北京官話口語課本《語言自邇集》，為書中第6章。最初，將《西廂記》進行改編並用它來當做學習漢語口語的教材隻是一個無心之舉：第六章“秀才求婚”，是原第五章重新分配的一份材料，做了許多修正和增加。它本身還有一段故事。……《口語係列》這兩章中給出的句子，它們之間的全部關係查詢起來令人煩惱，而要排除經常麵臨的這種困難，就必須的到一種連結形式以便一總兒解決。這時，在作者動手之前，於子彬，一位滿族學者，主動拿來《西廂記》，或曰“西廂房的故事”，作為一個框架，填上本課程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短語，並順序地串連在一起——真正方便了未來的學生。這個主意最好。
這個好主意得到了威妥瑪的肯定和支持，“於是請來幾位中國朋友幫忙，刪節和修改故事的主要情節作為骨架，然後充實其他”，因為這種別出心裁的想法將會大大地提高學習的效率和興趣，提出這一想法的於子彬受到威妥瑪的高度讚揚：“初始的概念，毫無疑義地應該完全歸功於學者於子彬。一項改進的功勞跟一項發明的功勞不可同日而語。”而這種形式對於口語學習的作用，威妥瑪也明確指出，經過改寫的《踐約傳》“作為一則故事，我可以說，它不追求什麼功利，然而它充分體現了一則愛情故事應有的中國思想。這比呆板的杜撰要好一些，當它緊扣章節解釋的時候，由於帶出相當多的彼此關聯的短語，孤立學習它們時的疲倦為之頓消。”在中英對照的《語言自邇集》中將《踐約傳》譯成英文的工作是由威妥瑪一人完成的，而教材中那些有關細節的大量注釋則“個個都出自希利爾先生的手筆”。威妥瑪評價他“精通漢語有如一位漢語代言人，他這方麵的能力，據我所知，沒有一個英國人超過他。”這個希利爾就是禧在明，曾任英國駐北京公使館秘書、駐朝鮮總領事、倫敦皇家學院漢文教授，他在1907年出版了漢語教科書《中文學習指南》。
11.1.3《西廂記》的巨大影響是其成為語言教材的潛在基礎王實甫的《西廂記》語言精美，故事引人，甫一推出就受到歡迎與稱讚，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域外，它都有著廣泛的影響。
王驥德《曲律》稱《西廂記》為曲中神品，“《西廂》如正旦，色聲俱絕，不可思議。”都穆在《南濠詩話》中說“北詞以《西廂記》為首”，王世貞在《曲藻》中說“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臧晉叔在《元曲選》序裏也記載了《西廂記》“不可增減一字，故為諸曲之冠”的說法。對於作者王實甫及其作品《西廂記》，類似的評論還有許多，如元末明初賈仲明的〔淩波仙〕說：“作詞章，風韻羨，士林中等輩伏低。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明初朱權《太和正音譜》也譽王實甫詞如“花間美人”，“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這樣一部出色的抒情詩劇名動天下，繼之而來的是改作、翻作、續作之書絡繹不絕。改作的將北曲易南曲，以便於搬演，如崔時佩、李日華、陸采各有一本《南西廂記》。翻作的如秦之鑒《翻西廂》、韓錫胙《砭真記》、張錦《新西廂》、周《拯西廂》，續作的有詹時雨《補西廂記》、周公魯《錦西廂》、黃粹吾《續西廂升仙記》、查繼佐《續西廂》等共計有9種。或“翻”或“續”不過都是以改編者個人的審美觀點和審美趣味對原著進行重新建構，借《西廂》之名寫自己心懷，同時將這一經典重現和延續。
但是，這部“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西廂記》在清代受到了禁毀。清建朝後為了加強專製集權統製，消除異端思想，在文化上采取了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在禁毀有礙書籍的同時大力提倡理學，重用理學名臣，刊刻理學書籍，將程朱之學抬到至高的地位。“順治七年（1650）、九年（1652），康熙四十九年（1710）、五十三年（1714），乾隆元年（1736），嘉慶七年（1802）、十五年（1810）、十八年（1813）先後都嚴禁所謂的淫詞小說，規定板與書盡銷毀，違者治罪，印者讀者流徒。”《西廂記》亦傳寫男女情事，故最終也無法逸出查禁之外，乾隆18年（1753）有：滿洲習俗純樸，忠義稟乎天性，原不識所謂書籍……近有不肖之徒，並不翻譯正傳，反將《水滸》《西廂記》等翻譯，使人閱看，誘以為惡……不可不嚴行禁止。
《大清高宗純皇帝聖訓》卷二六三《厚風俗》三嘉慶7年（1802）10月又重申了此諭。但從內容看這隻是就滿文《西廂記》而言。道光24年（1844）浙江杭州知府、湖州知府設局禁毀淫詞小說，其後蘇州亦設局禁毀淫書，《西廂記》均名列其中。就是由其改編而成的唱本小書亦屬禁毀之列。同治7年（1868）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時，“小本淫詞唱片目”中列有四個《西廂記》故事：《西廂待月》、《紅娘寄書》、《拷紅》和《佳期》。
大肆的禁毀卻見出《西廂記》深受喜愛的狀況。從文本角度講，它的唱辭典雅，賓白生動，與曲折動人的崔張愛情故事相結合，使之作為置諸案頭的閱讀文本亦不遜於才子佳人小說。《紅樓夢》中數處提及《西廂記》，23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豔曲警芳心》中：“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看，不到一頓飯工夫，將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覺詞藻警人，餘香滿口。”35回《白玉釧親嚐蓮葉羹黃金鶯巧結梅花絡》中林黛玉“一進院門，隻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雲‘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黛玉因此由景生情，身比鶯鶯，自歎命薄。大觀園中的寶黛二人看不到舞台上搬演的《西廂記》，隻能將其文本愛不釋手。
《西廂記》的國際影響可以從它的翻譯情況獲知。據王麗娜《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一書，在1912年以前可以查知的《西廂記》譯本共計有14種。涉及到日、英、法、韓、德及拉丁語6個語種。14個域外版本的《西廂記》中猶以日本為多，計有8種。《西廂記》自產生之後，流傳到古代東亞地區的朝鮮、日本等地，常常被人視作“口語小說”。洪翰周《智水拈筆》中記有朝鮮李相璜喜歡小說戲曲的情況：“桐漁主小說，酷愛《西廂記》，常曰：‘凡有字之書，見時雖好，掩卷則已。惟《西廂》一書，見時好，掩卷愈味，想像肯綮，不覺其黯然銷魂，此韓柳歐蘇不能為，《左》《國》班馬不能為，二典三謨不能為。’”崔溶澈教授就指出，“他所喜歡的雖然是《西廂記》，而在當時常把它當做小說。”成書於日本天明4年（1784）由秋水園主人所編的《畫引小說字彙》，是當時大阪書林“為初讀舶來小說者”編輯的一部中國俗語辭書。它征引流傳於市巷常見的通俗作品，以白話小說為主，故名《小說字彙》，其中就有《西廂記》。在古代東亞對《西廂記》的閱讀中，它已起到了語言教材的作用。我們雖然並不把上述14種域外的《西廂記》版本完全納入到語學教材的體係中來，但是，在這14個海外譯介本中，我們卻可以推斷，由東京專門學校出版刊刻的《西廂記講義》（4本16折，明治30年，1898，田中參訓譯，據金聖歎底本排印）是為教學機構使用的學習用書。而鹿島修正以金批本為底本訓譯的《西廂記評釋》，明治36年（1903）由青木嵩山堂刊刻出版，此書或許也曾當做教科書使用過，明治43年（1910）青木嵩山堂又再次重刻。明治37年（1904），宮崎繁吉曾譯《西廂記》作為早稻田大學講義錄。在這裏，《西廂記》並非一定是作為語言教材出現的，而是作為文學教材出現。但語言學習的高級階段必定要進行文學的閱讀，文學的教學又離不開對作品的理解。因此我們也不妨說《西廂記》早已成為古代東亞地區漢語學習的教科書。《西廂記》同樣地被改編成用於西方人學習漢語的教材，在《語言自邇集》中名為《踐約傳》，這正是它影響巨大的結果。
11.2《踐約傳》對《西廂記》的改編
11.2.1別出心裁的形式，煞費苦心的串結：教材中人物語言的編寫將戲曲作品改寫成語言學習的教材，這在古代東亞地區漢語學習史上早已出現過。《樸通事》裏有元雜劇唱詞，《訓世評話》裏有根據戲曲改編的文言和白話作品，還有直接以戲曲《伍倫全備記》作為漢語教科書。但這些都與《西廂記》的改編本《踐約傳》有極大的不同。
《踐約傳》的具體成篇是以《西廂記》的故事框架作為依托，填充例句而成，這一點我們從《踐約傳》本身可以找到證明。
這且不提，可惜，敘到此處，那原板《自邇集》內續散語一篇，俱已用完，撰成這《踐約傳》，於散語外加增的不少，無法再為鋪張。
——《踐約傳》第40段但是例句的選擇與填充並不簡單，它離不開編寫者煞費苦心的經營。據《日本中國語教學書誌》所提供的線索：1880年7月由慶應義塾出版部出版的《清語階梯語言自邇集》中有“續散語”18章，並由此推斷這部“麵向日本人的《語言自邇集》”“乃是根據原本初版的《語言自邇集》”。結合《踐約傳》第40段的自述，將這18章“續散語”與《踐約傳》對比，確可見出《踐約傳》編寫者利用《西廂記》故事而行語言教學之實的苦心。我們將課文中關於鄭恒和鶯鶯的3段描寫與《續散語》進行對比便可知一二。通觀《踐約傳》之全篇，這樣的例子隨處可見。如《續散語》中，第1章第16句：你的東西都齊截了麼？第8章第3句：勤點兒攪著別叫他糊焦了。第12章第17句：劐著花點銀子罷咧。這幾個句子分別是《踐約傳》中第7段第3句張生對書僮的問話，第9段第7句張生借廂時的心理活動，第29段第3句紅娘囑咐琴童的話。是編寫者將這些實用的口語編織進故事中，或者說是用西廂故事串結起了這些教學中需要學習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