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辦公室，我就撥通了美國的電話，向他的兒子講述了他父親來管委會和我們去家訪的情形，並且告訴他如果有意到中關村來創辦企業，我們現有的政策和能提供的條件，他家裏有困難我們也可以代為照顧。放下電話，我們就到郵局按照他們提供的地址將中關村的全套資料，特快專遞發往美國。
事後得知，魏老先生的兒子收到這個北京長途之後，馬上就給他在醫院裏上班的妻子李博士打電話，但是李博士出診去了，一時無法聯係。於是他就坐在門外足足等了兩個小時，看到妻子開車停在門口，馬上就情不自禁地向她喊：“北京來電話了！中關村來電話了！”
李博士早年曾在協和醫院工作，在美國留學和工作18年，已經是著名的整形外科醫生。由於這個北京電話，夫妻倆商定無論如何也要回中關村看看。時隔不久，我們在首都機場接到了匆匆回國的李博士，第二天又將她引見給主管中關村的市領導。見麵時李博士拿出了一本書送給了副市長。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沒想到達位李博士竟然是我黨第一代領導人的後代，她的父親曾經是我黨在紅軍長征路上著名遵義會議的正式代表，幾年前去逝，參加追悼會的包括鄧小平、楊尚昆、江澤民、李鵬等所有黨政要員。
事隔不久，經過考察和安排，李博士在中關村創辦了一家高科技企業，將她在美國所學到的整形外科技術搬到國內，專做大型外傷尤其是乳腺癌切除後的整形。當年，她的父輩在中國普救天下，如今，她在中關村治病救人。
“超生”的孩子
留學新加坡的易章雄夫婦於2001年春季來到中關村，創辦了自己的高科技企業。創業初期夫婦倆異常忙碌，公司在中關村迅速發展，他們在新加坡懷上的孩子也在肚子裏長大。
到臨產前不足一個月，易太太才要回新加坡生孩子。去訂機票，航空公司說到了這個月份，乘機很不安全，勸她不要冒險。夫婦倆轉念一想，在哪生都是自己的孩子，中關村的公司正忙，索性就在北京生。
生孩子可比辦公司容易，但孩子生下來，麻煩可就大了。原來易章雄夫婦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又生個兒子，高興之餘去辦手續，問題就來了。要帶嬰兒跨國飛行去新加坡，需要身份證件，首先是辦護照或是旅行證，辦護照則需要戶口，孩子上戶口則需要出生證和計劃生育指標。易章雄夫婦倆在新加坡多年，太太已經入了外籍，先生還持有中國護照，兩個人都沒有北京戶口，最重要的是沒有計劃生育指標。於是，夫婦倆奔波於醫院、計生委、派出所、出入境管理局，每一個部門都有他們的充分理由，但是結果則是此事辦不成，嬰兒走不了。
報告送到管委會，我們協調不下來，就與主管副市長商量。我說這個孩子並不在中國長大，準備去新加坡隨母親人外籍，不會增加中國的人口壓力。主管中關村的副市長又給主管計生委的副市長轉去報告，我眼見他們在電話上又商議了許久。北京市計生委見到兩位副市長的批示，專門開會研究，最後通融的辦法是，由於這個孩子是中國公民易章雄的第二胎，請區計生委酌情辦理。區計生委說按照基本國策的有關規定，凡屬生二胎都要罰款，罰款的範圍是五千元至五萬元人民幣，我們從來都是罰五萬元。考慮到這個超生的特殊性，可以罰最低限，再特批一個指標去上戶口，再辦出國手續，消息傳來，經過兩個月奔波筋疲力盡的夫婦倆總算有了出路，對初軍威說謝天謝地五千就五千吧，五萬元我們可實在受不了。聽到這個結果，我對軍威說，五千元也不行，我們不能因為一個回國創業的留學生多生了一個新加坡的孩子就在國內罰他五千元。五千元事小，但這個孩子抱回新加坡會被親友和鄰居傳成一段佳話，成為永遠的話柄。初軍威講這已經是最後的解決方案了，實在不能免除罰款。我說，你到財務以我的名義借五千元錢，替他交上，以後在我的工資裏逐月扣除，然後幫助他們辦好出國手續。對計生委就說是易章雄夫婦交的罰款，對他們夫婦倆就說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