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道光十九年（1839）赴京就職以來，為了仕途前程，曾國藩已闊別家鄉整整十二年。
道光二十六年（1864），曾國藩的祖母病故，他聞訃後即欲南歸，但仍然未能成行。第二年春天，星岡公身患重病，這位剛強一生的男子在他的晚年無奈地倒在了床上。曾國藩聞訊後除寫信與父母、幾位弟弟詳商治療辦法後，決意一歸。但一入宦途何能自主。四千裏關山，將一個遊子的思鄉之情阻隔。自京城往返湘鄉，行程需要三、四個月，加上小住一二個月，需時半年。而按照規定，這樣請“長假”隻好“開缺”，斬時離開現職，期滿後回京重新“補缺”。而按正常情況，重新補缺往往需要一年左右時間，而且，將來能否補上“優缺”，難以逆料。這是曾國藩聽從高堂之命，難以下決心回鄉省親的重要原因。再者，往返費用開銷也很多，當時曾國藩已經“負債累累”，如果再增加支出，對一個京官而言是不堪重負的。
因此，曾國藩給弟弟們寫信講回家的“三難”： 兄自去年接祖母訃後，即日日思抽身南歸。無如欲為歸計，有三難焉：現在京寓欠帳五百多金，欲歸則無錢還帳，而來往途費亦須四百金，甚難措辦。一難也。不帶家眷而歸，則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還京師，是兩頭牽扯；如帶家眷，則途費更多，家中又無房屋。二難也。我一人回家，輕身快馬，不過半年可以還京。第開缺之後，明年恐尚不能補缺，又須在京閑住一年。三難也。有此三難，是以躊躇不決。而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望諸弟將兄意詳告祖父及父母。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則弟書信與我，我概將家眷留在京師，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無望我歸省之意，則我亦不敢輕舉妄動。下次寫信，務必詳細書堂上各位老人之意。
兒行千裏母擔憂。家人何嚐不希望與久宦兒郎重相團圓。隻是鳥鳥私情不能耽擱國家之事，也不能妨礙兒子的前程。他的父母去信讓他一意服官，曾國藩隻好回信父母，表示“男前與朱家信言無時不思鄉土，亦久宦之人所不免，故前次家信亦言之。今既承大人之命，男則一意服官，不敢違拗，不作是想矣。”不久，曾國藩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連升三級的佳績似乎是一種補償。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年屆六十。按中國人的傳統習慣，周甲之年屬於大慶，應該把壽辰辦得更風光。在京城的曾國藩又不能自已，決定明年請假回鄉再辦。他去信跟幾位弟弟說：“吾近於宦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誌歸養，以行吾素。今諸弟科第略遲，而吾在此間公私萬事叢集，無人幫照。每一思之，未嚐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吾現已定計於明年八月乞假歸省，後年二月還京，專待家中回信詳明見示。”
但仍然沒能如願。不久，他的祖父病逝。他聞訃後請假二個月，在京中寓所穿孝，以托哀思。他還向親友同僚發訃帖五百餘分，並特別寫上“謹遵遺命，賻儀概不敢領”。由於不收銀錢，曾國藩便將收到的祭幛作成馬褂數十件，分寄家中族戚，即所謂民間的“分遺念”。 鹹豐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曾國藩在焦急不安中被欽命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江西毗鄰湖南，距湘鄉尤近。因此，曾國藩次日遞折謝恩時，奏請試竣後賞假兩月回籍省親。鹹豐允準。
六月二十四日，滿懷著為朝廷取士的“熱望”和與家人久別重逢的喜悅，曾國藩馳驛而行。繁華的京城和威嚴的紫禁城被遠遠地留在了身後。他不會想到，這一次離京，一別就是十幾年。他也不會想到，時代的激蕩把他引向另一條道路。他更不會想到，這一次離京，儒生真的羽化成“蛟龍”，他的命運已與大清朝息息相關。
曾國藩乘坐官備驛站，經直隸，過安徽，經過一個月的旅行，於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和縣境內小池驛時，接到了母親江氏已於六月十二日逝世的訃聞。曾國藩想起十幾年前的分別竟成永別，想到操持一生的母親臨終前竟沒有見到身穿二品官服的兒子，他痛心不已，立即改服奔喪，迅速由九江乘船西上。行至武漢時，曾國藩從湖北巡撫常大淳處得知，太平軍正在全力攻打長沙，於是他又從嶽州改行旱路，途經湘陰、寧鄉，於八月二十三日回到白楊坪。四十二歲的曾國藩扶棺痛哭。九月二十二日，曾國藩的母親江太夫人被安葬在下腰裏宅後。此時的太平軍已銳不可擋。
鹹豐二年（1852），太平軍出廣西，入湖南，連克州縣，湘省各地“會黨蜂起應之”。八月，太平軍圍攻長沙，全省震動，地主富豪紛紛逃命，郭嵩燾兄弟及湘中名宦左宗棠兄弟也率眷屬避入玉池山梓木洞。年底，太平軍兵指湖北，水陸並進，“帆幟蔽江，所過城鎮，望風披靡”。
與太平軍的勢如破竹相反，清軍一觸即潰，接連丟失重要城池，大有土崩瓦解之勢。這一年年底，太平軍以地雷轟塌武昌城牆，遂克武昌。這是太平軍攻下的第一座省城，舉國為之震動。眼看江南半壁江山換了顏色，鹹豐皇帝氣急敗壞。對於八旗兵與綠營兵的軟弱渙散，他雖然早有覺察，但沒想到竟如此不堪一擊。前方局勢的急轉直下，促使清廷高層尋找另外的救急之策。這就是令各省在籍的大臣舉辦團練，自衛桑梓。在家為母服喪的二品大員曾國藩也在其列。
鹹豐二年十一月末，鹹豐在給湖南巡撫張亮基的諭中說：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搜查土匪事宜，伊必盡心不負委任……
中國封建社會曆來講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規定，無論多高職務的官員，父母死了必須離職守製。如果朝廷特別需要這位官吏，必須發特詔命其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或於守製尚未期滿之時，即令複職，這種製度稱為“奪情”。有的人為了表示盡孝的誠心，甚至連皇帝“奪情”的命令也可以不聽。封建社會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但臣子要搬出一個“孝”字來對抗，君也無可奈何。當然，這要冒被君主厭棄的危險，但也可以大出個人氣節的風頭。
就被“奪情”的大臣而言，可謂各懷心事，不可一概而論。有的為了不離開權力核心，而自願“奪情”，有的為了輔理朝政而不得不“奪情”。但結果大多招來士人的譏笑，有的甚至身敗名裂。
遠者勿論，明代張居正為內閣首輔時，萬曆五年，其父在湖廣（明代為湖廣省）江陵原籍病逝，萬曆帝年值衝齡，因此令張居正“奪情視事”。張居正聽從王命，移孝作忠。但招來士人的強烈反對，張居正為此廷杖反對者。然而，曆史現象十分複雜，正是張居正的“奪情”，推動了明代中後期的改革運動，緩解了大明王朝的統治危機。史書中說，張居正剛死去時，反對他的人為之舉手稱慶。但時間似乎是最後的評判人，若幹年後，人們越來越感到了張居正的可貴。
曾國藩熟悉曆代掌故，他對清代理學家李光地的“奪情”也有自己的看法。當年康熙皇帝優禮漢大臣，對福建籍的李光地尤為寵信。在收複台灣的重大決策中，康熙多次谘詢李光地，李光地也直抒己見，為正確決策獻智獻計。但“中年奪情”，對理學家的李光地而言，成為士人詬病的淵藪。一個半世紀過去了，曾國藩麵臨李光地當年的兩難抉擇。
曾國藩一向篤信理學，視“誠”“孝”為人臣之大節。因此，當他接到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諭時，幾乎沒有遲疑，立即“草疏懇請終製，並具呈巡撫張亮基代奏，力陳不能出之義”，但“繕就未發”，實則陷入矛盾中。曾國藩飽讀儒家詩書，深知忠孝的大節是為國盡忠，去建功立業，去成就“三不朽”。但母親的屍骨未寒，“墨從戎”，即使不被天下人恥笑，他也心有不忍。十二月十五日，曾國藩又接到張亮基來信，得知武昌於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軍攻占，不勝震驚。“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又恐長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護桑梓”。不錯，現在的情況不同於和平時期，武昌被攻克，長沙則不保，而一旦湖南傾覆，即使他曾國藩想守在禮廬旁為母服喪也不能辦到。覆巢之下，安在全卵？！曾國藩有了動搖。
恰巧在這一天，好友郭嵩燾趕到湘鄉為曾母吊唁。縣令朱孫詒清楚郭與曾的關係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傳官轎送郭嵩燾前往曾家。120裏的路，郭嵩燾趕到曾家時已是深夜。兩人秉燭暢敘，當談及時事時，曾國藩說自己要守製，不能出來主持團練。郭嵩燾則“力止國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時自效，如君王何？且墨從戎，古製也’”。郭嵩燾素知曾國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為己任，現在麵臨“亂世出英雄”的機會，你為什麼不大大施展抱負，盡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來說服曾國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給標榜“忠孝”的曾國藩一個很好的台階下，但曾國藩為了表示盡孝的“決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燾又反複與曾國藩的父親談“保衛家鄉”的大道理，曾父認為講得對，便把曾國藩叫到麵前教訓了一番。曾國藩這才應允。但多日不見起行。郭嵩燾又同他的弟弟郭昆燾一同前往曾家勸說，但曾國藩卻以郭氏兄弟入幕參讚其事為先決條件，郭嵩燾隻好答應。此後四年，郭嵩燾大部分時間都在曾國藩幕府中度過，成為湘軍初創、曾國藩“大業”初起時的主要人物之一。郭嵩燾後來敘述此事時，說曾國藩成就“中興”之業，他勸出山的功勞最大，當時曾國藩接到上諭後，具疏力辭，正準備派專使赴省城送奏折。“束裝將行矣”的時刻，他趕到了曾家，極力勸說，結果曾“即時收回所具疏，定計赴省”，這大體上與事實相符，但時間上有出入。如前所述，曾國藩於十二月十三日接到上諭後就寫了這個奏折，已經抄好，但沒有發出。兩天之後接到武昌失守的消息，從情理上推論，隻能使他更傾向趕赴長沙，決不會深更半夜的打發人去省城送這份奏折。郭嵩燾所謂送信人“束裝將行矣”的場麵，可能是事過多年記憶上的錯誤，更可能是郭嵩燾為了渲染自己勸說曾國藩出山的“功勞”而有意“記錯”的。
除了“忠”“孝”不能兩全的矛盾外，曾國藩還是一個十分務實的人，他深知自己講理學、佐朝政尚可稱職，而對於兵法陣戰、練兵打仗可以說是個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關天的事，與寫寫文章不同。尤其是現在朝廷讓地方鄉紳自籌餉項，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貧寒之家，拿不出銀子，就招不到兵、勇。因此，當鄉間名流好友及巡撫大員一再請他出山時，他最初均表拒絕。鹹豐二年十一月，他寫信給劉蓉，解釋遲遲不赴團練局的原因：國藩之所以遲遲赴局暗諸君子之後者，蓋自七月二十五聞訃，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釋縞素而更墨。若遽趨縣城，既不可以縞素而入公門，又豈可竟更墨，顯幹大戾。且局中要務，不外訓練武藝，催收捐項二端。國藩於用兵行軍之道，本不素講，而平時訓練，所謂拳經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麥之不辨。而側聞石樵先生之膽勇，及左右與羅山、趙、康、王、易諸君子之講求切實，國藩寸衷自問，實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於催促捐項，無論斬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門，即使冒爾從事，而國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實之家，其稍有資力者，大抵聞名而不識麵，一旦往而勸捐，人將有敬而遠之之意，蓋亦無當於事理。是以再四躊躇，遲遲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