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確實表現了對大清王朝高度的責任感。在鹹豐初政的日子裏，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他的上疏、建言一個接一個，而每一個上疏都切中時弊，決無腐儒之見。上《議汰兵疏》後，他又上《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觸及清朝的統治基礎，表達了他對天下將亂的憂慮。
在上於鹹豐元年十二月的《備陳民間疾苦疏》中，他指出了民心渙散將導致天下大亂的嚴峻現實：臣聽說國家貧窮不足為患，隻有民心渙散，則是最大的憂患。古代最富的時候是隋文帝末年，然而忽然滅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貧困的時期莫過於漢昭帝初年，然而又逐漸安定下來，是因為能安撫民眾。我朝康熙初期，河患經年不絕，三藩肆虐九省，用兵七載，國庫所存和今天差不多。其結果不但疆宇完固，而且天下太平，原因是康熙帝愛民如子，民心穩固。我皇上愛護民眾的誠心，大大超過以前。隻是因為那些太守縣令，或者不關心民眾的疾苦，致使聖主的德政不能到達民眾中，而民間的疾苦又不能反映上來。
他在這份奏疏中提出民間有“三大疾苦”，一是銀價太貴，錢糧難以完納。他說，小民一年收獲本來不多，畝產米僅一石五六鬥，去掉與佃戶平分以及向國家交納後，僅餘二鬥左右。問題是交納國家的錢糧是用銀來代替的，他們收獲的是糧米，拿糧米換製錢，米價賤而民怨；再用製錢換成銀兩，銀價貴而錢價賤，小民又受盤剝，致使民怨沸騰，朝廷的收入沒有增加，“小民卻加一倍之賦”。州縣官為了完納賦稅，派出吏役人員，“晝夜追比，鞭撲滿堂，血肉狼藉，豈皆酷吏之為哉！不如是，則考成不及七分，有參劾之懼；賠累動以巨萬，有子孫之憂。”江西、湖廣本來賦額較輕，但自銀價昂貴以來，“民之完納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則鎖拿同族之殷實者而責之代納。甚者或鎖其親戚，押其鄰裏。百姓怨憤，則抗拒而激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勢”。
二是盜賊太多，良民難安。現在各省劫搶之案件逐日上升，被劫被搶之民隻好控官。而官吏們反而助盜為非，“焚燒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後去；差役則訛索事主之財物，滿載而後歸，而盜實未遁也。或詭言盜死，斃他囚以抵此案，而盜實未死也。案不能雪，贓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吞聲飲泣，無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發兵會捕，而兵役平日皆與盜通，臨時賣放，泯然無跡；或反借盜名以恐嚇村愚，要索重賄，否則，指為盜夥，火其居而械係之；又或責成族鄰，勒令縛盜來獻，直至縛解到縣，又複索收押之費，索轉解之資。故凡盜賊所在，不獨事主焦頭爛額，即最疏之戚，最遠之鄰，大者蕩產，小者株係，比比然也。”結果必須是“愈釀愈多，盜賊橫行，而良民更無安枕之日。臣所謂民間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三是冤獄太多，民氣難伸。
曾國藩最後說：“國以民為本，百姓的顛連困苦……不得上達”，皆是大臣的責任。因此冒昧上疏。
在稍後的《平銀價疏》中，他又提出具體改良辦法，以解決農民問題。
在曾國藩所上的各疏中，當時影響最大的是仿乾隆初年名臣孫嘉淦所為，所上的《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孫嘉淦是雍正、乾隆兩朝的直諫名臣，當二十幾歲、風華正茂的乾隆即位之初，頗有沾沾自喜之情，孫嘉淦認為如此下去不堪設想，遂冒死上書，指出乾隆帝的三習：喜諛而惡直；喜柔而惡剛；喜從而惡違。一弊是“親小人而遠君子”。孫指出的是專製皇帝的痛病。值得可喜的是，乾隆帝大為所動，在以後執政的六十餘年間，除晚年有所怠政外，一生勵精圖治，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頂峰。所以有的史學家認為孫嘉淦的貢獻實在很大。
本來，曾國藩的許多上疏，還是被清廷采納了的。但當時朝臣上疏百餘件，大多被擱置不議，因此曾國藩從民間疾苦到朝政軍事，最後追根溯源，不可避免地觸及到皇帝。而指名道姓地批評皇帝是需要相當勇氣的。那是鹹豐元年，湖北監利人胡大任也托曾國藩上書鹹豐帝，但曾國藩有另一層考慮。在回複胡的信中，他道出原委：自今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乏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複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如足下所條數事，蓋亦不能出乎交議、通諭之外，其究亦歸於簿書塵積堆中，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為憤懣。
曾國藩更深一層的思考，就是萬事之本在皇帝，如果不能改變鹹豐帝目前的做法，再上多少奏疏也毫無實際價值，而且還容易讓更多臣僚招來禍害。四月二十六日，曾國藩上疏鹹豐。不過，曾國藩深得文章之法，他在上疏的開頭並沒有說鹹豐帝有“三大缺失”，而是用“美德與缺失僅有一步之遙”這類章法，先把鹹豐帝的金口封住。他說：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為之漲淆。辨別不早，那麼流弊不可勝防。
現在，曾國藩仿照《三習一弊疏》，上書鹹豐，指陳缺失，第一條指出皇上隻是在小處謹慎，反而忽視大處，而且有的謹慎到不該謹慎的地方。每天察察於小事，而對於國家的大計必然有所疏漏而沒有時間去深究了。
他說，自去年以來，許多大臣因為接駕、叩頭、入朝等“小節”受到處分。朔望常服之禮儀，本來已經禮部奏定了，而去冬忽改為貂褂。禦門常服掛珠，亦已經禮部奏定了，而忽然改為補褂。由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那麼，什麼是國家大計？廣西對太平軍的戰事就是大事，總的方麵包括調兵遣將的人事安排，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為不多，而安排上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讚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台，而位卑則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既多，亦宜分為三路，各有專責。今軍興一載，外間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內府有康熙輿圖、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皇上熟視審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皆借湊之項，輾轉挪移，仍於糧台取之。即使廣西無事，而凡為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國計，圖其遠大，而不應計較那些細微之事。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其道理就在於此。
第二條是皇上萬幾之暇，鍾情典籍，研習書法，這雖是好古之美德，但流弊容易走向徒尚文飾。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獎許者，如手詔讚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裏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為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尚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於小楷的人。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這是求取人才的大典，而考差者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複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今皇上於軍務倥傯之際，仍舉行日講大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但如果不求實效，也隻能流於形式。目前的時務我不敢妄加評論，但本朝的成憲難道還不能稱讚嗎！今日的翰、詹，就是異日的督撫、司道，他們還沒有從小楷、試律中走出，即擔任兵、刑、錢、穀大任，這難道僅是觀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深學真識就可以的嗎？不久以前，臣工奏請刊布《禦製詩文集》，業蒙允許。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聖壽已二十有六；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後；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示天下您敦崇實效、不尚虛文的美意。到那時，必有實學興起，為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道如此。
第三條是您淡遠自樂，好像有天下而不居的美德。實際容易滋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以不妨。去年求言之詔，本以用人與行政並舉。乃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為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為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為當，然後為國人皆曰賢。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戇直者少，緘默者多，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尚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皇上一言拒之，誰複肯幹犯天威。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培其風骨，養骨威棱，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獻媚軟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芒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庭皆疲疲遝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賽尚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棱，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乎此。
曾國藩最後警告說：此三者辨之於早，隻在幾微之間；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為力矣。
曾國藩的上疏堪稱與孫嘉淦比美。而實際上對嘉道以來的弊病，揭示得更為透徹。從中可以了解清廷最初並沒有認真重視太平軍。對於工小楷的批評尤其切真，等於揭皇帝的短。而說鹹豐帝剛即位就刊刻自己的詩文集，多少有點不留情麵。多少年來，清朝像這樣的奏疏可以說很少有了。由於所陳多切直之語，疏入時，曾國藩恐犯不測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