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說過：環境創造人，人也創造環境。任何人的作為都離不開時代的賜予；同樣，隻有那些有作為的人才能在曆史舞台上演奏出華美的樂章。曆史不可以假設，但可以做一些推想。如果曾國藩處於雍乾時代，他或者成為戴震、方苞那樣的學問家、文章家；或者成為紀曉嵐、劉墉那樣以詼諧而又幽默的人生回應那個時代。因為，“盛世”是不需要大作為、大創造的，尤其是大清的子民。但隨著89歲高齡的乾隆的龍馭上賓，十八世紀結束了，“盛世”已成昨日黃花，太平宰相的夢想也隻能從故老傳聞中成為一個不可企及的慨歎。
正當曾國藩立誌成為聖賢，發憤成為理學家的時候，內憂外患紛至踏來，清王朝正經曆一場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曾國藩從社會下層走出來，對民間疾苦有切身感受。急劇變化的時代把他推向了另一個軌道。
鴉片戰爭的爆發，暴露了清王朝的老大腐朽，城下之盟進而促使許多有識之士重新考慮大清王朝的前途與命運。對於這場戰爭的進展及其結果，曾國藩給予了足夠的關注，他在家書中不厭其煩地將他得悉的情況告之家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初七，他在寫給祖父的信中，特將“廣東事抄報一紙”。九月十五日與父母書中，又告知“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十月十九日又告之家人，九月十七日清兵大勝，“在福建、台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斬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
隨著清軍在前方的失利，曾國藩的家書充滿激憤、不滿，而更多的是一種擔憂和思考。擔憂表現了他對王朝的一種責任感，思考則促使他更理性地認識問題所在。二十二年（1842）四月二十七日在寫給祖父信中說：“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寧波及定海、鎮海兩縣，今年退出寧波，攻占乍浦，極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靜如無事時，想不日可殄滅也。”六月初十又去信說：逆夷海氛甚惡，現在江蘇滋擾，寶山失守。官兵退縮不前，反在民間騷擾，不知何日方可蕩平。天津防堵甚嚴，或可無慮。八月十二日告知父母，“逆夷在江南，半月內無甚消息，大約和議已成。”《南京條約》簽訂後，他在寫給祖父的信中又說：自英夷滋擾，已曆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無少損。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為上策哉！ 第一次與西方的船堅炮利短兵相接，中國人的確近乎麻木，曾國藩也以天朝上國的“以大事小”來解釋他們不願看到的結局。但當曾國藩與湖南善化人、著名經世派代表人物賀長齡接觸後，便認識到內憂外患並非短期能解決。當賀長齡去信指明曾國藩身上之“不誠”後，曾國藩大為信服，並剖析了“仕途積習”最益尚虛文，他說： 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玩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嚐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預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
官場的沉悶壓抑著每個個體的生機，他隻有等待，“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在《答黃廷瓚》的信中，他再次講明官場之劣習，隻能以“耐”字應之：大抵揮霍者蒙卓聲，謹守者沉散秩，生辣者鵲起，和厚者蠖伏，標榜者互相援引，務實者獨守岑寂。弟有一言，奉吾兄於數年之內行之者，其曰“耐”字。不為大府所器重，則耐冷為要；薪米或時迫窘，則耐苦為要；聽鼓不勝其煩，酬應不勝其擾，則耐勞為要；與我輩者，或以聲氣得利；在我後者，或以幹請得榮，則耐閑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無所求者，不過二年，則必為上官僚友所欽屬矣。
在對官場積習的洞悉中，曾國藩感到很厭倦，甚至一度有“歸隱”之想。當他看到許多有才華的人“久沉下位”時，發出“長安居，大不易，雖賢者無如何也”的慨歎。在寫給陳源兗的信中，說自己“時時有歸家奉養之誌”。鹹豐元年（1851）在寫給歐陽兆熊的信中說自己近年來因“官牽私係，遂成廢物”，“本欲移疾歸去，不複屍素此間，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責稍多，賈豎未能貫我，以是濡滯。計其歲以內，終當蟬脫不顧，從子於萬山中耳。”在《複江忠源》信中也說：“計期歲內外，亦且移疾歸去，閉關養屙，娛奉雙親。自審精神魄力，誠不足任天下之重，無為久虱此間，赧然人上也。”
這種不滿甚至厭倦，是對自己的才能不得施展、抱負不能實現的宣泄。此時的曾國藩，內心頗為矛盾，他不甘於與官場共沉浮，成為“廢物”，他的理想是“任天下之重”。他像諸葛亮需要借東風一樣，他需要的是“耐”字，即等待“東風”的到來。
二、高位不失書生本色
一般而言，人總是隨環境變化而改變、調整自己的行為。而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傾向越發加重。胡林翼曾說：“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康熙皇帝有過一句名言，說穿了士大夫的本質：“士子負笈（指書籍）而行時，以天下為易；跌蹶經營，一入高位，反成屍位”。曾國藩稱得上是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越敢於負責任的人。
曾國藩在翰林院七年間，主要是讀書養望，躬親參與的重要政事並不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曾國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這是他躋身高官、涉足政治的開始。時年三十七歲，可謂官運亨通。他高興之餘，感到一種更重的責任，在寫給弟弟信中說：“自己驟升高位，擔心“無補於國計民生。”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損祖宗臉麵，因此決定死後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配，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最嚴重的懲罰了。由於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屬於親筆書寫，這就不得不令他的繼承人重視起來。因此，鹹豐帝即位後立即讓臣下討論。
曾國藩當時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要拿出意見來。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已進行了集議，討論時都認為“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配既斷不可易，廟袱尤在所必行”。按說有了大臣集議，即集體討論的成案，曾國藩順水推舟是再合適不過了。但他經過十餘天的思考，卻提出了不同意見。正月二十八日他上疏說：諸臣集議乃是“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從眾議，退而細思，大行皇帝諄諄誥誡，必有精意存在乎其中。”他的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庸郊配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二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在闡述道光帝不應郊配的第一個理由時，曾國藩指出：廟壇的規模尺寸是有一定的，增之不能，改之不可。現在大行皇帝以身作則，不予郊配，是“久遠之圖”。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朱諭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尚不肯裁決遵行，則後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
第二條理由是古來祀典，興廢不常。大行皇帝以身作則禁後世，越嚴格越表明他對列祖列宗的尊仰。大行皇帝以聖大製禮自居，我們這些臣下的淺短見識怎麼能考慮得長遠呢！
第三條是“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遵命在所尤重”。曾國藩舉出二個顯見的例證，一是孝莊文皇後病逝時留下遺囑：願將她安葬到遵化州孝陵近地安葬。當時所有大臣都認為遵化離太宗昭陵相去一千餘裏，不合袱葬之例。因為孝莊是太宗之妃（即莊妃），理應與太宗葬在一起，即遷到盛京（沈陽）昭陵去安葬。孝莊的遺命給一生敬仰他的康熙帝也出了個大難題。康熙不敢違遺命，又不敢違成例，因此在孝陵旁建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安葬地宮，直到雍正即位後才完成這一典禮。第二個例子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績大業死後是完全可以稱“祖”的。但乾隆帝臨終前也留下遺命：“廟號無庸稱祖”。嘉慶帝隻好遵從，故廟號高宗。並將此載入《會典》，“先後同揆矣”。在舉出以上二個例證後，曾國藩說：“此次大行皇帝遺命，惟第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諭反複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列祖於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亙古未有之盛德。”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
曾國藩的奏疏非常有力量，他最後說：“今皇上（指鹹豐帝）如果不按大行皇帝之遺命去做，就有“違命之歉”；如果按照遺命去做，大行皇帝未能郊配，自己的孝心也“有歉”，考慮到將來又“多一歉”。與其他日成禮時“上顧成命，下顧萬世”，左右為難，不如現在慎重考慮，再作決斷。
曾國藩的奏疏盡管理由是儒家的儀禮，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因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樣子，並不是真心要如此，更可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親自貶自損，想抬高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悚戰之至”這樣的話，也是坦露心情的真話。鹹豐帝的禦批雖有肯定之詞，但心中很不滿意曾國藩這個侍郎。但曾國藩認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個接一個上，批評也逐漸升級，最後連剛繼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