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清朝有名的清官於成龍在邊遠的廣西羅城為縣令，連個辦公的地方都沒有，隻好在破廟裏“辦公”。加之水土不服，隨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於成龍很快成了孤家寡人。於成龍的真正出名也不是在廣西，而是他後來做了直隸總督。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他在最初的一、二年間，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員標準，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意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刮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征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一大病根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麼。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麼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隻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曾國藩除了往來吃請、征逐日月之外，還有一個“喜色”的毛病。他的早期《日記》裏經常檢點“房闥不敬”，並把它作為“三大戒”之一。本來一個青年才子，誌得意滿，起居生活不注意小節，這乃是人之常情。但除家庭生活外，曾國藩頗有“喜色”之意，對於一個有誌成為理學家的他而言，就屬非份之想了。
《日記》中記載這樣幾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一位朋友陳源袞新納一小妾，年芳十幾，人稱貌若桃花。曾國藩與一幫文人朋友談詩論賦之餘，不免也常談東家美媳西家婆娘之類所謂“渾話”。這對本不緊張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種調劑。曾國藩得知他的朋友納姬甚美後，心中豔慕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國藩先聊了點學問，隨後稱讚這位朋友的“豔福”不淺。這還不算，曾國藩還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願，但曾國藩“欲強之見”無奈，朋友隻好將新過門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國藩還當麵說了些挑逗的話，令人很難堪。當天的《日記》寫道：“狎褻大不敬。在岱雲處，言太諧戲。車中有遊思。”狎，是過分親近而態度輕佻之意，褻，是輕慢、淫穢的意思。從曾國藩所記“大不敬”而言，他似乎有出格的舉動。
數日後，曾國藩聽說在菜市口斬一位武臣，別人邀他一同看熱鬧，曾國藩“欣然樂從”，連殺人這樣的事都去看，曾國藩覺得自己成不了理學家，“仁心喪盡”，走在路上很後悔，但當著眾多朋友的麵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歸”。他說自己“曠日荒謬至此，尚得為人乎？”
曾國藩雖然沒有看斬殺武臣，但回去後又怎麼也靜不下來。他又沒事找事似地到雨三的家中，當時雨三本來很忙，但曾國藩東拉西扯，非要談談“渾”。《日記》說：“談次，聞色而心豔羨，真禽獸矣。”從雨三處出來，已是很晚，曾國藩仍不願回家，又到子貞家中，三更而歸。《日記》說自己“無事夜行，心貪嬉遊，尚說甚學！”嬉遊、狎褻往往是出入歌館妓院的不正當行為的用語，曾國藩的日記中有幾次這樣的記載，是否說他也不能免俗？從他的父親給他寫信，囑咐他要“節欲、節勞、節飲食”來看，早年的曾國藩是否也有這方麵的不檢點之處？曾國藩的妻子當時同住京城，此外他沒有姬妾，盡管他的《日記》中屢有“房闥不敬”、“晏起”之類的話，即是說他的生活無節製，但如果屬於夫妻正常性生活，何必須老父千裏之遙，殷殷致囑呢？而且，節欲、節勞、節飲食正好說明曾國藩經常四出征逐、酒歡宴席已成一大習慣。
曾國藩的妻子歐陽氏身體不是很好，時常患病。一次曾國藩參加進士同學的團拜，由於所拜之家鍾鳴鼎食、姬妾如雲，這使曾國藩“大開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東張西望，頗失大雅。《日記》說：“是日，目屢邪視，真不是人，恥心喪盡，更問其他？”當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後，惶然不適。加之妻子鬧病，因此“入夜心情不暢，又厭聞呻吟聲。”白天的佳麗美景與病榻上的呷吟之聲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國藩簡直無法接受，乃出門到朋友處聊天，“更初歸”。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國藩請吳竹如來診視。由於周身為私欲所填塞，曾國藩的理學功夫大減，一聽別人談論理學，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請吃酒之事打發時光，他倒很樂意。
湯鵬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書，頗得曾國藩好評。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的一天，曾國藩前往湯鵬家赴喜筵，席間見湯的兩個姬人，曾國藩故伎重施，“諧謔為虐，絕無閑檢，放蕩至此與禽獸何異！”曾國藩早期《日記》的類似記載不限於以上幾例。這說明血氣方剛，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個正常人，他對女性充滿了愛，盡管這種“愛”是在性意識支配下的形而下之“愛”，但至少從一個側麵真實地反映了曾國藩的情感世界。他後來能夠大成功，就在於一改昔日所為，“截斷根緣，誓與血戰一番”。
曾國藩還按理學家的要求，對自己“言多尖刻”等弱點進行改造。
中國有“禍從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喜歡直來直去，“每日總是話過多”，而且常常與人爭得麵紅耳赤。這還不算，他還有“議人短”的毛病。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往來，但就是難以改過。當朋友間切磋學問時，曾國藩又常常自持己見，強言爭辯，“隻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爭強好勝，對於年輕人總是一般常情，但曾國藩自己承認，“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他還說這種心理已深入隱微，“何時能拔此根株？”
一次，竇蘭泉來切磋學問，曾國藩並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詞氣虛，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卻適得其反，二人不歡而散。《日記》中說：“彼此持論不合，反複辯詰，餘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這一天，曾國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即“速歸”。隨即又到何子貞家。回家後讀了一段《兌卦》，又到岱雲家吃晚飯，“席前後氣浮言多”，與湯鵬討論詩文，“多誇誕語”。當天他的《日記》中說：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征逐之習；平日辨論誇誕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以後戒多言如戒吃煙。如再妄語，明神殛之！並求不棄我者，時時以此相責。
由於曾國藩好多言，自以為是，有時傷害了朋友間的感情，他與歐陽小岑間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發脾氣，他說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養不夠啊。 對此，好朋友看在眼裏，但知道曾國藩的性格，都不願相勸。隻有陳源袞敢於揭破。一天，岱雲到曾家來，彼此談了很久，曾國藩又口若懸河，講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要求別人做到的話。岱雲見曾國藩依然故我，隻好將話揭破，點出曾國藩的三個毛病。其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此三言者皆藥石也。” 幾天後，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小珊也前來，席間二人的言語碰撞，曾國藩的父親看在眼裏。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一大堆給人留分寸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親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當天的日記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謾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
曾國藩的父親通過在京城與兒子相居的日子，看到曾國藩身上確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後又立即給兒子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談到了來信內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隻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麵自認不是。又雲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屙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
曾國藩檢討自己的同時，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俗話說“遠了親，近了分”嘛。但還是沒有效果。他又想到呂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無味，冷而可厭，亦不足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曾國藩一時感到難於處人，隻好聽天由命，順其自然了。吳竹如卻不這樣看，他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有天性投緣與否，也由於盡沒盡人力所決定：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