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用他28歲的人生改寫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沒出一個進士的曆史。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自太曾祖開始，曾家九代人的夢想到曾國藩這裏終於久夢成真，好夢畫圓。但更為得意的還在後麵。
曾國藩中進士後，經過複試、殿試、朝考，以成績優異進入翰林院肄業，從此躋身詞林。 有清一代，最重翰林出身，官員的升遷以此為終南捷徑。當時翰林有三種出路。最好的是，由翰林入值上書房，即為王子（包括未來的皇帝）之師；入值南書房，則“擬禦纂筆劄”，成為“天子近臣”。以後升遷侍讀、侍講，任職詹事府，“人尤貴之”。因為由詹事府詹事晉升為內閣學士、各部侍郎走的是“中央路線”，不但升遷快，而且位置好。其次是任主考、督學。這也要經過考選，選中者派到地方主持鄉試，由於主考能收到一些“規銀”，對於貧寒的士子而言，可以補償一下拮據的生活。而且，這些“規銀”並非是貪汙勒索，而是久而久之形成的慣例。最差一等的恐怕就是由翰林考選禦史等職，往往年滿即授知府，躋身中級官員之列。但翰林們不以為榮，反而賤稱這是“鑽狗洞”。由於“卜相（選宰輔、大學士）非翰林不與”，“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勝數”。甚至“大臣飾終必翰林乃得諡文”。因此在朝廷的體製上，翰林雖官七品，是最卑微的官階，但因其“為天子文學侍從，故儀製同於大臣”。
也可以說，一點翰林，人如塗金，在他的前麵是金子般的前程。
曾國藩除了具有翰林院庶吉士這一為世人羨稱的進身之階外，其年齡上的優勢也十分重要。按照一般的情形，士子由秀才而舉人到進士，熬到翰林這一階，大多已是兩鬢斑白，少說也是四五十歲了。如近代大思想家魏源，年長曾國藩十八歲，卻遲兩屆才得中進士，自然年齡已是五十幾歲了。像曾國藩這樣，二十八歲便點了翰林，不是沒有，但確實是少見的。就常情而言，人在什麼年齡才能做適合這個年齡的事。早享大名為不祥，但出道太晚，人的所有銳氣就會被無情地磨蝕掉。所以康熙皇帝經常對大臣們說：士子負笈而行，千裏求學時總是慨然以天下任，等到一入朝為大臣，往往顧身家性命為最重，先前的理想早拋到九霄雲外了。實際上也是歲月無情。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隨心所欲而不逾矩，講的也是年齡與做事的關係。
回過頭來看曾國藩，假如他不是早中進士入翰林，此時必然仍在無用的八股時藝中苦苦掙紮，也就不可能有如許閑暇可以容他讀有用之書，儲備學問。正是曾國藩在而立之年前進了翰林院，從此得以擺脫八股文的桎梏，才能放手去讀自己想讀之書，從而立下他一生事業的基礎。科舉考試的順利，加之曾家幾代人的期許，更加激勵他銳意進取的精神。曾國藩原名子城，字居武，中進士後，他的一位老師“病其鄙俗，始為改之”，因改名為國藩。在此之前，他已改號滌生。“滌”即“滌其舊染之汙”，“生”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表示要滌除舊習，煥然新生，作一個藩屏於國家、朝廷的忠臣。因此，他為自己規定讀書的目標是“效法前賢，澄清天下”。
早年的曾國藩，在他還沒有發達的時候，就經常借詩文以抒發自己的誌趣，自比於李斯、陳平、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靂從天降”，將他用為國家棟梁。他在《感春六首》中十分自信地表示：
蕩蕩青天不可上，天門雙螭勢吞象。
豺狼虎豹守九關，厲齒磨牙誰敢仰？
群烏啞啞叫紫宸，惜哉翅短難長往。
一朝孤鳳鳴雲中，震斷九州無凡響。
……
虹梁百圍飾玉帶，螭柱萬石金鍾。
莫言儒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
詩中馳騁想象，意氣飛揚，透視著久而彌貴的道理，他相信自己，終有引來九州震動的一天；他更深信自己，定能成為國家大廈的棟梁。
他的成功激勵著他的進取，他的進取引領他走向更大的成功。他的一首《小池》在寧靜中透視出一種穹遠，在變幻中生發一種生氣：
屋後一枯池，夜雨生波瀾。勿言一勺水，會有蛟龍皤。物理無定資，須臾變眾竅。男兒未蓋棺，進取誰能料。
俗話說，蓋棺論定。對於一個意氣風發的青年學子，又有誰能限量他的前程呢！他的進取精神著實令人歎服。他還常說：“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為之，則後此將不肯為矣。”不錯，青年人的優勢是年齡，但隻有此是不夠的。因為歲月輪回，生生滅滅，又有誰能抵擋呢！
他在詩中寫道：
濫觴初引一泓泉，流出蛟龍萬丈淵。
從古精誠能破石，薰天事業不貪錢。
腐儒封拜稱詩伯，上策屯耕在硯田。
巨海茫茫終得岸，誰言精衛恨難填？
這首詩充分體現了他的自信與豪邁。看到此，我們對曾國藩後來的作為似乎亦不應感到偶然了。
曾國藩進入京師後，好友劉蓉、郭嵩燾多次寄信鼓勵他要進取有為。他在給劉蓉的信中也袒露己誌，說：“凡仆之所誌，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萬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其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重教於鄉黨。”在給諸弟的信中又說：“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他還向人表示，“君子當以不如堯、舜、周公為憂，當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並以“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四語銘於座右，用來鞭策自己努力奮發。
二、砥礪人生的師友
曾國藩二十四歲以前，他的足跡從未踏出湖南，到過的地方隻有長沙、衡陽等地。他也像所有讀書人一樣，把科舉考試看做改變自己命運的惟一途徑。在湖南家鄉的同輩人中，除郭嵩燾、劉蓉等幾人外，也沒有結識更多對他以後人生道路有重要影響的人。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庵師及歐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為可師者。然衡陽風俗，隻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誌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隻嚐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為損友太多故也。
曾國藩認為自己的成長史中，在家鄉並無太多益處，從家鄉的友朋中獲取的益處似乎不多。他說：我少時天分不算低，後來整日與平庸鄙俗的人相處，根本學不到什麼東西，心竅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後，才開始有誌於學習作詩、古文和書法。
曾國藩的這番話，以及寫給弟弟的信，自然是他站在京師翰林的高度，學有初成後所說的。由於整日與名儒碩學在一起，他當然感到昔日的時光多是在無益中度過，因而也就有了“今是而昨非”的意味。不過，話說過來，如果曾國藩仍然隅於湖南，後來的情況可能大不相同。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交往便成為獲取信息，相互扶助的重要手段。由於曾國藩到了京城，結交了一批新的師友，開闊了眼界，也認識到取得功名僅是人生之一端，而人生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可以做。尤其是晚清時代已不同以往，大清江山更青睞那些對國家有用的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寫給弟弟的一封信中說：“我覺得六弟今年考中當然好，萬一考不中，就應該把以前的東西徹底放棄，一心一意地學習前輩們的文章。年紀已過了二十，不算小了。如果還似摸牆走路一般，為考試卜題忙碌，等到將來時間付出了而學業仍不是精通，一定會悔恨失策的，不能不早做打算啊。我以前確實也沒看到這一點，幸虧早早得到了功名，而沒受到損害。假如到現在還未考中，那麼幾十年都為了考取功名奔忙，仍然一無所得，怎能不羞愧呢？這裏誤了多少人的一生啊！國華是世家子弟，具備天資又聰明過人，即使考不中，也不會到挨餓的地步，又何必為科舉耽誤了一生呢！”
曾國藩對昨日的“否定”與“不滿”，甚至勸弟弟放棄科舉一途，這是他眼界提高後的反映。這畢竟是人生的一次可貴的升華。他從良師益友那裏，看到了個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要做“聖賢英雄”，要“誌大人之學”，才能走出狹小的個人天地，走向廣闊的天空。他在寫給家裏諸弟的書信中，頗感欣慰地介紹所結交的朋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唐鏡海先生，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數人；窮經學理者，則有吳子序、邵惠西；講習詩書、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誌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人，皆聞餘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但都是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他還頗為自得地說：“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
曾國藩家書中所提到的這十幾個人，屬於他在京師結交的名流學者，是他的主要交際圈。由於他出身翰林，必須有“國學”的基本功，因此他初入京師，自然也和這些人打交道。其中，有的成為生平好友，有的成為日後事業發展的引路人，還有的人對於他文學（主要是古文詩詞等）上有很多幫助。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曾國藩討教今文經學的主要人物。他少年時就有著作傳世。曾國藩到京師後，他任職軍機章京。由於他才思敏捷，下筆成章，所以當時的許多大型活動，尤其是皇帝頒發的詔諭，多由他草擬。在繁忙的軍機之餘，他與文章大家唐鑒、梅柏言等人“以文章道義相往來”。由於曾國藩師事唐鑒，因而對邵懿辰也格外敬重。對他影響比較大的還有劉傳瑩和何紹基。
劉傳瑩是湖北漢陽人，專攻古文經學，精通考據。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國藩在城南報國寺養病，身邊有古文字學大家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他閱讀後便向劉傳瑩請教古文經學與考據。劉傳瑩也向曾國藩請教理學。二人互相切磋，取長補短，成為至友。
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是湖南道州人。他精通書法，擅長吟詠。對文字學、經史也頗有研究。曾國藩與他交往中，感到何紹基所長，正是自己的不足。從此以後，他非常重視寫作和賦詩。
曾國藩還經常與吳廷棟、何桂珍等人討論理學。
吳廷棟，號竹如，是安徽霍山人，“生平篤信朱子，不敢師心自用，妄發一語”。曾國藩與他的交往頗多，時間也頗長。到了京師後，天地無比開闊，感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壓力。於是對有用的人“強與之附”。即采取主動辦法與之接近、親近，對於無補於學、無益於仕途等可多可少之人“漸次疏遠”。而他相交契合的就是吳廷棟。他給家人的信中說：吳竹如最近來得比較多，一來就坐下作終日的傾談。所講的都是一些修身治國的大道理。聽他說有個叫竇蘭泉的，其見識十分精當平實。竇蘭泉也熟知我，隻是彼此之間至今未曾見麵交往。竹如一定要我搬進城去居住，因為城裏的唐鑒先生可以當我們的老師，再加之倭仁先生、竇蘭泉也可以作為朋友，經常來往。師與友從兩邊夾持著我，我想，自己即使是懦夫也會變得堅強起來。子思與朱子曾經認為學習之事就好象燉肉一樣，首先必須用猛火來煮，然後再用小火來慢慢煨。我反省自己，生平的工夫全都沒有用猛火煮過，雖然也有一點小小的見識，但那都隻是靠自己的領悟能力得來的。我偶然也用過一點功，但不過是略有所得。這就好比沒有煮開過的湯，突然用小火慢熬，那結果是越煮越不熟。因此，我急於要搬進城去，希望自己能屏除一切，從事修身養性的克己之學。倭、唐兩先生也勸我趕快搬。然而城外的朋友，我也有些希望經常見麵的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雲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