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啟蒙時代的思想家伏爾泰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造就政治家的，決不是超凡出眾的洞察力，而是他們的性格。”就是說，政治家的成功與否在於他們的性格。當然伏爾泰的話也有偏頗，因為對於政治家來說，在紛繁複雜、矛盾交錯的事務中以最短的時間抓住最主要的關鍵性的問題，也就是洞察力，無論如何還是很重要的。但是，要敢於在紛繁複雜、一發千鈞的曆史時刻實施關鍵的、決定命運的措施，從而給社會和曆史大大地打上自己的烙印，這的確需要非凡的勇氣和膽量。敢於作出決定的，可能就是政治家、大政治家，不敢作出決定的，可能就是普通人。因此，一個人一生的事業、成就，特別是政治上的成就，與這個人的性格絕對是密切相關的。而一個人的性格情趣，基本上是二十歲以前形成的，這一點，凡是超過四十歲，也就是過了“不惑”之年的人，都會有所體會。而性格的形成，除了至親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外，鄉裏風氣、地方文化的陶冶，應該算是最重要的了。
所以，我們這裏該說說曾國藩的故鄉湖南了。
湖南省的東、南、西三麵，都是大山，北麵隔洞庭湖和長江與湖北相望。湖南省境內也是群山連綿，平地少見。除了湘北洞庭湖周圍較為平坦外，農田都被山和河分割成一個個小塊。曾國藩自己也在《湖南文征序》中說過：“湖南之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曾國藩的湘鄉故居一帶也是前後左右幾乎都是山，這不用到曾國藩的故鄉考察，也不用翻閱湖南地圖，隻要讀一讀曾國藩的一首很有意思的小詩就知道了：高嵋山下是儂家，歲歲年年鬥物華。老柏有情還憶我，夭桃無語自開花。幾回南國思紅豆，曾記西風浣碧紗。最是故園難忘處，待鶯亭畔路三叉。從這首詩裏，我們不僅可以知道曾國藩的家鄉風貌，而且還可以看到一幅田園牧歌式的圖畫。可以說，他是個從山裏走出來的農家子弟。說來也巧，曾國藩的出生地離毛澤東的故居韶山不到一百公裏，毛澤東的母親就是湘鄉人。曾國藩中進士從山裏走出去八十年後，毛澤東，這個從小崇拜曾國藩的農家子弟，也從山裏走出去，創造了比他的鄉人曾國藩更加輝煌的事業。
三麵環山，一麵又阻於水，這樣的地理環境，在古代落後的交通條件下，湖南與外界的聯係是很不方便的。因此，古代的湖南原是個閉塞、落後的地方，與周圍的幾省比如湖北、江西甚至四川相比，湖南的開發要晚一些。
著名的千年學府長沙嶽麓書院的大門上，有這樣一幅聯語，叫做“惟楚有才，於斯為盛”。這幅聯語如果說的是近現代，當然是毫無疑問，但如果用在古代，卻大謬不然。湖南人一向自認為是楚人，但春秋戰國時代，湖南已屬楚國的邊緣。大詩人屈原被放逐，來到湘水、沅水之間。這裏山荒野僻，環境艱苦，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被發行吟於澤畔，寫下許多不朽的詩篇，最後帶著“舉世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的深深遺憾，自沉汨羅江而死。屈原死後大約一百年，西漢時期，才華出眾的賈誼來到長沙。賈誼也是被貶來到長沙的，那時候的長沙，潮濕多雨，荒僻偏遠，心情沉鬱的賈誼，覺得在這樣的地方，自己不會長壽，他徘徊於汨羅江邊，想起屈原放逐的往事，觸景生情，寫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賦》。賈誼在長沙生活三年才回轉當時的京城長安，人們甚至稱其為“賈長沙”。長沙至今仍有賈太傅祠。無論屈原還是賈誼，都不是湖南人，他們隻不過是在湖南生活過一段時間而已。而從他們的作品和後人為他們所作的傳記裏，還可以看到當時湖南的荒僻未開發的情景。
由晉至宋，北方常為少數民族政權占據，漢族政權南遷，南方得到開發，湖南也漸漸變化，但還遠遠比不上江南，即江浙一帶。湖南著名學者王運曾說，湖南自從設郡縣以來，沒有什麼重要的地位，至於湖南的財賦，全盛時才能抵得上江南的一個大縣。湖南和江西為鄰省，古代江西多出人才，僅宋代就有晏殊、曾鞏、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文天祥等多人。宋代能夠與這些人齊名的湖南人，恐怕隻有一位講太極無極的玄學大師、開創理學先聲的周敦頤了。 此後直到明末清初，湖南才出了一位大學者王船山。曾國藩對船山學說很感興趣，並且非常景仰王船山，否則他不會親自主持刊印王船山的著作。曾國藩以前，王船山的著作隻刻印了少部分，是曾家兄弟負責把船山的遺著全部刊印傳世。因為王船山一生不肯臣服於清朝，因此，在曾國藩的時代，盡管王船山已去世多年，但他還是個非常微妙的人物，因此曾國藩很少公開談論王船山。但是他一定程度吸收王船山的思想，則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到了清中葉以後，情形就不同了。明末清初的時候，有大量移民從江西等地遷到湖南，湖南的人口增加了，土地也得到開發。特別是由於洞庭湖區的開發，大量的土地開墾，糧食生產大大增加，不但本地區食用有餘，還大量向外省銷售。過去隻聽到民間流傳“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蘇指江蘇蘇州，湖指浙江湖州，都在江南太湖流域，是所謂“魚米之鄉”。現在則諺語又增加了“湖廣足，天下熟”，並且居然出現在康熙皇帝的上諭裏。清初湖南沒有設省，湖廣總督兼轄湖南與湖北，到清中葉，湖南才分省設巡撫，但湖廣總督一直兼轄湖南。因此所謂“湖廣”不是湖南和廣東，而是兩湖。“湖廣熟”，主要是指洞庭湖周圍和江漢平原農業豐收。其實不但是農業，湖南的手工業和采礦業也在迅速發展。“湘繡”天下聞名，現在湖南的湘繡研究所還是外國旅遊者來長沙時必要參觀之地。湖南多有色金屬礦，清代也開始開采，小鐵礦、小煤窯也遍地都是。湖南的經濟迅速發展，縮小了與先進地區的差距。隨著經濟的進步，湖南的文化也在迅速發展，湖南的讀書人開始嶄露頭角。
命運好象在向曾國藩招手。
下麵，我們該說說湖南人的性情了。
人們常說，北方人剽悍，南方人文弱。但是，同是南方，又自不同。自江西的贛江流域往西，其民風與江南大不一樣。相對來說，這些地方的人民比之江南人民要勇悍粗獷得多。湖南多山，山區的民眾性情多樸實剽悍。湖南又開發較晚，居民多為移民，加上與當地苗、瑤、侗、土家等少數民族聯姻融合，養成了勇悍、堅韌、好勝、刻苦，有時也頗為偏狹任性蠻幹的民風。曆代史書和方誌中，對湖南人的這種性格記述非常之多，如“勁直任氣”，“其俗好勇”，“剛勁勇悍”等等，不勝枚舉。大凡湖南人認定一件事，就會拚命去做，成敗利鈍在所不計，甚至掉了腦袋也在所不惜。
這種民風，對曾國藩和他的兄弟們的影響幾乎隨處可見。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勤勞、刻苦、粗豪、急躁、敢鬥，就是典型的湖南人的性格。曾國藩常說的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曾國荃的蠻狠，都和湖南的民風有關。但是，湖南民風的勇悍蠻狠又與北方人不同。北方人身材高大，勇武剽悍，但是直率樸實，少有心機，而湖南人不同，湖南人勇悍卻又很有城府。政治家、軍事家既要勇敢又需要用心機、謀略，湖南人正好有這個特長。當然，這種特長在缺少教育、無天下國家觀念的時候，隻能是用於私鬥，而不能用於大事，而讀書明理之人便不同了。湖南人敢鬥、能吃苦的這種特性，很適合做軍人。
早在曾國藩組織湘軍以前，湘西人組成的鎮兵就已經以其勇悍善戰聞名天下了。但那時沒有好統帥，也由於中國沒有大的軍事行動，所以鎮兵才沒有成大氣候，不過鎮兵的故事已經為曾國藩組建湘軍埋下了伏筆。
湖南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們可能天生就是個好軍人，或者進一步說，如果這個湖南人又有文化、有機謀，他可能天生就是個軍事家。
最後，我們要說說湖南的讀書人。
前麵提到的周敦頤雖出生於湖南，並且是宋明理學的開山祖師，但因他長期生活在外鄉，對湖南並沒有很大的影響。對湖南讀書人影響深遠的是一位來自外鄉的張先生和曆史悠久的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創建於北宋初，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成為宋代天下最有名的四大書院之一。南宋時期，張先生主講嶽麓書院。張生於四川綿竹，他的父親張浚是與嶽飛同時的著名將領，主張抗金，誌在收複中原，曾任宰相。張幼拜於湖南衡山講學的著名學者胡宏為師，學成後長期主持嶽麓書院，對嶽麓書院的發展甚至以後湖南思想文化的發展有著非常大的影響。理學興於宋，湖南學者在理學中自成一派，後世學者稱之為“湖湘學派”。湖湘學派的創始人為胡宏，但集大成者是張。張與他同時代的朱熹、呂祖謙並稱“東南三賢”。
儒家講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前半基本是自我道德修養，或者叫內聖的功夫；後半講的是經世，也可以叫做外王的功夫，也有人把它區分為義理和事功。在傳統儒家，這兩種功夫是不可分的。比如孔老夫子，既是聖人，又有自己的政治抱負，他不辭辛苦率弟子周遊列國，其中目的之一就是向各國的國君遊說，希望能夠施展自己的治國才幹，複興周朝，一統天下。但是，到了宋明理學家尤其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先生那裏，卻隻強調做內心反省的功夫，隻講內聖，把治國平天下的功夫拋棄了。可是湖湘學派卻有個特點，就是這兩種功夫都要講，一樣也不能丟。湖湘學派的創始人胡宏和集大成者張，都強調不僅要研求性理，而且一定要講求實際，凡事必須身體力行。嶽麓書院的學生，就是經世和力行的具體實踐者。在南宋和金的連年征戰中，不少嶽麓書院培養出來的學生成為著名將領。南宋末年，元兵大舉南下進攻長沙，湖南安撫使李芾率軍民堅守。嶽麓書院與潭州州學、湘西書院的學生數百人荷戈登城，參加保衛戰，這場悲壯慘烈的戰鬥持續了半年之久，最後長沙城被攻破，這些學生全部殉難，湖湘學派也因之中絕。
湖湘學派雖然因為她的傳人殉難而中斷，但是義理和經世並重，一直是湖南讀書人的傳統。元朝建立並穩定統治以後，恢複了嶽麓書院，義理和經世並重的傳統就由嶽麓書院代代傳了下來。並且，因為湖南民風的影響，湖南讀書人也有一種豪俠、敢鬥、敢拚，重義而輕生命的性格。
湖南讀書人雖有這樣的特點，但是因為湖南文化落後，因此，宋以後，直到王船山，湖南的讀書人在全國還沒有多大的影響。
二、經世派的崛起
湖南人默默無聞的狀況在清中葉以後開始改變。這種改變是因為經世派的崛起。
清代前期，考據學盛行。考據學又稱漢學，從事考據學的學者整理、考訂古代典籍和史事，對文化學術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考據學有兩個非常大的弱點，一是脫離政治，脫離現實，一是後來考據流於繁瑣。如果少部分讀書人做這種功夫，並沒有什麼不好，但如果大家都去做這一門學問，不去研究現實，那就大大的不妙。在乾隆、嘉慶時代漢學達到全盛期的時候，甚至讀書人人人談考據，在當時叫做“人人許鄭，家家賈馬”。許慎、鄭玄、賈逵、馬融四人都是漢代著名的古文經學家，也就是漢學家。但是湖南讀書人的學風卻截然不同。他們仍是一麵研究理學，一麵講求經世致用。湖南人羅克進記述道：湖南士人務以理學為宗，“依先正傳述，以義理經濟為精，見有言字體音義（即考據學）者，恒戒以逐末遺本”。因為考據學的弱點，到了嘉慶、道光時代已走向衰落，而講求經世致用的、研究實際學問的經世派漸漸興起。經世派知識分子著名的有湖南陶澍、賀長齡、魏源，福建林則徐，浙江龔自珍，安徽姚瑩、包世臣，而以湖南籍和安徽籍為多。湖南除上述三人外，比較著名的還有湯鵬和賀長齡之弟賀熙齡等。
湖南經世派的核心是陶澍。
陶澍（1779-1839年），湖南安化人。陶澍在嘉慶七年（1802年）中進士，曆任編修、布政使、巡撫，一直做到兩江總督，死後清廷諡為文毅。陶澍的父親曾在嶽麓書院學習，陶澍自幼隨父學習，也受到嶽麓書院學風的影響。他一生力倡實學、實用、實際，並且親自做調查研究。他反對讀書人高談性命、以全部精力鑽研空疏無用的學問。他不僅提倡經世致用，自己也在任官實踐中做出了驕人的成就。在安徽巡撫任上，他治理淮河有成績。在江蘇巡撫任上，恰逢洪澤湖水患，大運河梗阻，由江南向京師運輸漕糧遇到了困難，陶澍創議由海道運輸，並親自到上海雇商船，結果獲得極大成功。其後升任兩江總督（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與當時任江蘇巡撫的林則徐一起興修水利，又改革鹽政，裁革陋規，都做出了成績，成為一代名臣。《清史稿》的陶澍傳說陶澍治水利、漕運、鹽政，“垂百年之利”。其實陶澍更重要的影響是以他地方重臣的地位和聲望倡導經世致用，形成了講求實際的風氣，並且培養了相當多的人才，胡林翼是他的女婿；左宗棠雖然按年紀是他晚輩，卻與他是兒女親家；魏源在他幕府中十四年之久；賀長齡也曾是他的下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