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學問，文章經世，曾國藩感到無比的振奮。他為有那麼多“指針”，有如此多值得自己學習的人而興奮不已。以至於城內城外“分身乏術”。曾國藩語言詼諧，尤其擅長比喻。他引用古人的話說，“與周瑜周公瑾交往，好象喝很甘醇甜美的酒一樣舒服。”他覺得與邵蕙西兩人的交往就有點兒這種味道。倆人一見麵便長談不願分手。對子序的為人，曾國藩當時還不能作出結論，但對他的見識遠大而且精辟十分佩服。他常常教誡曾國藩說：“用功好比掘井一樣，與其掘了好幾口井而沒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著一口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為止。”認為這句話正道中了自己的毛病。
他在信中不無自豪地告訴家人：我等來到京城後，才開始有誌學習寫詩寫古文並習字之法，但最初也沒有良友，近年來得到一、兩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謂治學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才知道範仲淹、韓琦等賢臣可以通過學習做到，才知道司馬遷、韓愈的文章水平通過學習也可以達到。程頤、朱熹也可以通過學習達到。
這些人物，在以前的曾國藩看來，是高山仰山，是可望而不可及、不能及。然而在京師二年後，他通過朋友們的開導，認識到“聖賢豪傑皆可為也”，他要為自己立一個標杆，引領自己向著目標前行。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後，曾國藩重返南京時，還專程看望昔日交往甚密而今日僅存的朋友吳廷棟。那是六月的一天，曾國藩親自帶酒到吳廷棟家作客。吳在南京租屋而居已經五年了，他的宅子所處偏僻。吳廷棟那時亦已八十歲了，腿上有病不能行走。所以每天坐在那裏校勘書籍，孜孜不倦，曾國藩每日必拜訪一兩次，談論時事，品評政治。
在曾國藩交往的諸多師友中，對他的思想與治學影響頗大的當數唐鑒和倭仁兩人。
唐鑒，號鏡海，湖南善化人，嘉慶十四年（1809）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久官京外，後內召為太常寺卿。唐鑒為晚清著名的理學家，對程朱非常有研究，當時漢學風行一時，“翕然從風，幾若百川之朝東瀛，三軍之隨大纛。”隻有唐鑒“潛研性道，被服洛閩，力踐精思，與世殊軌，亦豪傑之士矣。”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鑒“再官京師，倡導正學”，在他周圍聚集了倭仁、曾國藩、吳廷棟、何桂珍、呂賢基等一批理學名士，皆從其問學。
唐鑒服膺程朱之學，是當時義理學派的代表人物。曾國藩開始叩開學問大門，即是從唐鑒那裏學習程朱。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曾國藩在琉璃廠買了一部《朱子全集》，回寓所後開始閱讀。三天後，他向唐鑒請教。唐鑒教曾國藩敦品治學，當以《朱子全集》為依據。此書不僅要熟讀熟記，而且要照著書中所說，去身體力行。他還告訴曾國藩，學問有三途：義理、考據、辭章，其中以義理最是首要。隻要能在義理上痛下工夫，其餘文章詞曲，都是末流小技，毫無難處。而義理工夫最切要處，乃在於“不自欺”。時賢在這方麵用功最篤實的，首推河南人倭仁。他每天從早到晚，飲食言行，都有劄記；凡自己思想行為有不合於義理的，全都記載下來，以期自我糾正。曾國藩大受啟發之餘，提出古人所謂“經濟之學”“宜何如審端致力？”唐鑒告訴他：“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之內，不必他求。至於用功著力，應該從讀史下手。因為曆代治跡，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賢以治當世，已經足夠了。” 唐鑒的一席話，對曾國藩而言，確實“勝讀十年書”。原來三十年光陰，竟不知學問門徑。經老先生一點拔，曾國藩如有指歸。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激動地寫道：“聽之，昭然若發蒙也。”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獲寫信告訴他的家人、朋友。在寫給同鄉前輩賀長齡的信中說，“我最初治學，不知根本，尋聲逐響而已。自從認識了唐鏡海先生，才從他那裏窺見一點學問的門徑。” 由於唐鑒精於義理之學，即所謂練“內功”，曾國藩自此一段時間跟從唐鑒致力於宋儒之學，這段理學經曆對於他的倫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複功夫影響很大。他後來走向軍旅，與清廷、與地方官、與太平軍多方周旋，可以說是屢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難拂逆的環境中艱苦支撐，如果沒有堅忍強毅的意誌力量，恐怕他不會笑到最後。而這種堅忍強毅的意誌力量，就得力於他此一時期的陶治。甚至於他晚場善收，能夠在極複雜的情況下處理好與清廷的關係，不問鼎輕重，都與他理學的“內斂”功夫有很大關係。 對曾國藩影響較大的另一位是倭仁。倭仁字艮峰，號艮齋，是駐防河南開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1829）考中進士後進入京師，與李棠階、王慶雲、羅繞典等人進行“會課”，時間長達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為賓主，皆在時晴館”。這種“會課”大致分三個步驟：一是寫“日錄”，即每天寫下心得體會，以改過遷善為目的，屬於心性修養。第二步是互相批閱“日錄”，有批評，有鼓勵，也有建議。第三步是當麵指陳得失。由於原來參加“會課”的人或者外出做官，或者堅持不下來，而倭仁自始至終，“精進嚴密”，因此倍受矚目。
倭仁篤守程朱理學，對道鹹同三朝士林影響頗大，而這種影響首先是通過他的日記流傳的。倭仁的日記主要是記載自己修養的心得體會，為格言警句式的語錄體。曾國藩的幕僚方宗誠說，他見過吳廷棟、塗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記手抄本，他自己又“皆錄而藏之”。郭嵩燾也見過陳作梅和方魯生兩個人的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認為倭仁的日記“多體味有得之言”。倭仁還編輯《為學大指》一書，輯錄程朱理學家的語錄。全書共六條：立誌為學、居敬存心、窮理致知、察幾慎動、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書的目的是“正世之惑於歧趨及汩沒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國藩與倭仁的交往，屬於師友之間，倭仁根據自己多年來的修身經驗，教曾國藩寫日課，並要他“當即寫，不宜再因循”。曾國藩也真的當天即開始寫日課，“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曾國藩還把自己的日課冊送給倭仁批閱指教，倭仁毫不客氣地教曾國藩“掃除一切，須另換一個人”。曾國藩“讀之悚然汗下”，以此為“藥石之言”，曾國藩對倭仁的日課冊則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極感予心處著圈而已”。
曾國藩在廣交新友的同時，也十分注意聯絡舊時誌向相投的老朋友，尤其是他的湘籍朋友。這不但擴大了他在家鄉的影響，而且對他日後出山也是一種人才的“儲備”。除劉蓉、郭嵩燾“少年兩知己”外，這裏主要介紹他與江忠源、羅澤南、歐陽兆熊、陳源袞等人的交往。 曾國藩與江忠源的相識被後來的記載說得神乎其神，曾國藩“知人善相”的傳說大概也是從此開始演繹的。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寧舉人。他非常留心時勢發展，尤以氣節相尚。一次，他與同鄉劉長佑造訪曾國藩，初次見麵，曾國藩對倆人稱讚有加，說：“江公與劉公皆有戡亂之才”。當時清朝雖然危機四伏，但全國並沒有戰事。因此曾國藩的話把倆人說得不知底裏。由於三人同屬湘籍，曾隻比江年長一歲，因此江忠源在理學家麵前也毫無拘束，放言高論一番，移時而去。曾國藩目送遠去的江忠源，心中更為歎服，說“平生未見如此人”。隨後又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人們聽到曾國藩的話十分驚疑，但後來的事實卻驗證了。史書中記載：曾國藩為人，沉著有威嚴，長著很美的髯，三角眼睛帶棱。每當接見客人時，注視很長時間不說話，見他的人都很害怕，客人退出後，曾國藩回憶這個人的優缺點，從來沒有差錯。曾國藩的眼力確實不錯。劉蓉也稱讚江忠源“交友有信，與士卒同甘苦，臨陣常居人先，死生患難，實可仗倚”。江忠源在與曾國藩的交往中，認為曾有膽有識，遂引為益友。曾國藩則稱讚江忠源“儒文俠武”。日後江忠源果真成為湘軍的主要幹將。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與曾國藩是同縣人。生於嘉慶十二年（1807）十二月，比曾國藩長五歲。羅澤南是個“苦命人”。幼年喪父，家境十分貧寒，母親夜晚用燃燒的糠米或鬆香的光紡紗，他借著微弱的燈光讀書。先後肄業於湘鄉漣濱書院，雙峰書院及省城城南書院。窮苦使羅澤南過早地承擔起家庭的重負。他每當看到大父拿著無法穿戴的舊衣服換回幾袋米的時候，強烈的內疚感就折磨著他。19歲那年，他走出了家鄉，開始以教授學生混口飯吃。可是，沒有多久，母親和大父都離開了人世。孤苦零丁的羅澤南把眼淚都哭幹了。他不明白，蒼天為什麼要把人世的災難都加在他一人身上。但更不幸的還在後麵，道光十五年（1825）夏秋之交，湘鄉幹旱欲火，瘟疫大作，20歲的羅澤南參加長沙省試後，徒步回裏，夜半叩門，聞聽哭聲大作，方知三個兒子都被災難奪去了生命。七尺男兒無法接受這個現實，饑餓、貧困與災難同時襲來，羅澤南昏倒在地。妻子搜索屋室，竟連一粒米也沒有找到。東方漸漸發白，妻子的雙眼因為失去愛子也永遠失去了光明。然而，窮困潦倒的羅澤南在家庭連遭不幸的時候，仍然借館四方，與弟子生徒推講理學。在《羅山遺書》所附的《年譜》中，幾乎每月都有借館授徒的記載。以後與太平天國作戰中，死亡的書生及將帥而有“勳業”者，大多是他的弟子。
道光十八年（1838），23歲的羅澤南與同鄉學者劉蓉相識。劉蓉博通經史，為文有奇氣。兩人在一起講研《大學》明新之道，見解相同。羅澤南孤寂的心靈似乎找到了知己，兩人遂訂莫逆之交，書劄往來，講求先賢經世之學。次年，澤南第七次參加郡試。考題是“舉枉錯諸直”。羅澤南將古今奸賢進退之道與朝代興衰連結一起，包容經史，議論橫生。知府大人閱卷時一歎三詠，親拔為第一，遂入縣學生。羅澤南得喜報後潸然淚下，說：“我大父及母親勤苦資讀，期望在他們的有生之年看到孩子取得功名。而直到今天才能告慰他們，乞不悲哉！”。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羅澤南在城南書院授課，曾國藩見兩個弟弟國華與國荃都在其門下受業，非常高興。是年正月，曾國藩在《致諸弟》信中說：“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與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羅羅山兄甚為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有楊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為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曾國藩還說：“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麵暢談。”由此可見，羅澤南深得曾國藩等人的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