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後，曾國藩在處事待人方麵日漸成熟，他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給人留麵子這一點尤其成為以後待人交友的一個重要原則。
戒妄語實際上是與為人處事密切相關的。此外這一階段他還戒掉了“吃煙”。 吸煙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識，但吸煙對人的精神有影響，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國藩通過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訴人們這樣一個道理：應酬過多，精神就難以集中，做起事來也會出差錯。而吸煙對此有很大影響。他說：精神要常令有餘，做起事來才能精氣十足而不散漫。“說話太多，吃煙太多，故致困乏”。 意識到危害後，他發誓從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起戒煙。但最初戒煙的日子很不好過。為了打發難熬的時光，他找朋友下棋、聊天。日記中寫道：“即宜守規敬事，乃閑談荒功，又溺情於弈。歸後數時，不一振刷，讀書悠忽，自棄至矣。乃以初戒吃煙，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無可為之事矣。急宜猛省。”曾國藩把初次戒煙喻為嬰兒斷乳，形象地說明了他對吸煙的嗜愛及戒煙的痛苦。
十月二十九日，他送走客人後，又是掌燈時分，由於“不能靜坐，隻好出門”，他具體解釋說：“自戒煙以來，心神彷徨，幾若無主，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詎有濟哉！” 進入十一月中旬，曾國藩戒煙已有一個月，並基本成功。但他仍要求自己“一日一省，慎之慎之”。
梁啟超曾以此評價曾國藩意誌之堅卓，實不知曾國藩當年為此如嬰兒失乳般痛苦難熬。 “三戒”之外，還有“一戒”，但曾國藩沒有戒成，這就是戒圍棋。中國古代士人有一種“雅性”，即琴、棋、書、畫要無所不通。由於政治的高壓、專製的嚴酷，知識分子需要解脫，緩解日甚一日的精神壓力。用現代心理學講，即是移引法。東晉的謝安麵對前秦數十萬大軍的進攻，臨危不懼，弈棋如故，被傳為千古佳話。實際的情況遠非如此，淝水之戰勝利後，謝安忙向朝廷報喜，連鞋跟掉了都不知道。
曾國藩早年即有弈棋之好，同年好友聚在一起，往往先要弈棋幾局，隨後飲酒暢談。但下棋須精神貫注，因此很耗心血，往往幾局結束，身體不能自如。曾國藩意識到此，決心把弈棋也戒了，但幾次戒也戒不成。有時觀看別人下棋，大聲嚷臂，“幾欲自代”，這頗有點侯寶林大師相聲中所說的味道。
在翰林院任職的幾年，曾國藩工作之餘也有自己的興趣和愛好。他時不時去慶和園、天和館聽聽戲，去琉璃廠逛街、購書買紙，“正業”之餘也讀點《綠野仙蹤》、《龍威秘書》之類的“野書”。不過，下棋的嗜好，還是令曾國藩傷透了腦筋。照他自己的話說，即“溺情於弈”。曾國藩下棋始於何時，無從得知，但自入翰苑，經常為棋所困，京中同僚友人如劉穀仁、何子敬、何子貞、黃鶴汀、湯海秋、毛寄雲、朱廉甫、徐石泉、郭雨三、鄧雲陔等，都是他的棋友，隔不了幾天，總要對弈幾局。
曾國藩師從唐鑒等人，致力於程朱理學後，每日求過改過、克己窒欲是其重要內容。煙也戒了，“喜色”也改掉了，弈棋當然也是要戒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又圍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為人？”暗下決心，戒棋！但戒棋何其難也。欲戒不能，下完棋，免不了痛責幾句，如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記》寫道，“與海秋圍棋一局……飯時，觀人弈，嗜之若渴，真下品矣。”自責歸自責，棋照下不誤。
沉溺於圍棋，不僅有礙於進德修業，而且頗耗精力，友人勸他戒棋，他也橫下心來。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的一天，《日記》寫道：“夜，與筠仙圍棋二局，頭昏眼花，以後永戒不下棋也。”誰能想到這次“永戒”竟沒隔一日就破戒了。次日與“筠仙圍棋，複蹈昨日之轍”，又次日與“黃鶴汀圍棋”。曾國藩雖然不主張過分愛惜身體，但也講究養生之道，身體略感不適，便想到戒棋。五月初五，三度下決心戒棋。本日《日記》說：“徐石泉來，與同圍棋數局。石泉去而餘頭昏眼花，因戒永不下棋。誓曰：如再下棋，永絕書香也。”既發惡誓，決不能再做“小人”，曾國藩忍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下棋，至少《日記》沒有記載。但最終沒有戒掉。至於後來，無論在軍旅，還是在總督任內，圍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越下越凶，每日非一二局不可，直到去世。曾國藩作為一個有毅力的人，一向做事有恒，唯獨圍棋立了多少惡誓卻是戒不掉，走不出“圍城”，連曾國藩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於此。實際上，是圍棋能緩解極度緊張的精神狀態，是一種良好的“轉移法”。
曾國藩後來說，人的品性是可以改變的。既如水，導之向下，則無孔而不入；又如禾苗，加之陽光雨露，就會健康成長。曾國藩並非停留在表麵的“立誓”上，而是下了大功夫去躬行實踐的。這一番改易品性的曆程為他日後良好的工作與生活習慣的養成，功勞當屬不小。
四、得不到“炭敬”的窮翰林
在科舉時代，讀書、做官、發財，總是連在一起的。升官和發財總是須臾不分，升官是橋梁，發財是目的，這似乎成了仕宦為官者的人生軌跡。曾國藩最初踏上科舉之路，也免不了有這種欲望，這屬人之常情。但一旦他真的做了官，進入翰苑以後，即立誓不發財。他在《家書》中告訴諸弟說：“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官（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曾國藩不是說說而已，而是言行如一，京官12年中，他從未假公務之便身染墨黑，這在貪汙成風的晚清社會，的確算是一位難得的清官廉臣。
清代的薪俸很低，甚至不足以養家口，雍正時實行“養廉銀”製度後，將官員的“灰色收入”明析化，在很大程序上彌補了低薪不廉的缺欠。但整個清代，貪風極盛，尤其是地方封疆大吏，往往積財甚厚，聚斂成性。而皇帝當這些貪官沒有養肥前，一般也不動聲色。一旦貪官成為巨蠹時，就抄家問斬，在所不惜。時人稱為“宰肥鴨”。到了晚清，貪風日烈。曾國藩作為一個翰林，既無權又不貪，物質生活的貧困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事實上，曾國藩的物質生活確是很清苦的，其情其景，令人難以想象。
道光二十一年（1841），這是曾國藩進京的第二年，他別無生計，光景漸窘，東扯西支，總算熬到了年底，一心盼望外官例寄炭敬過個“豐”年。何為“炭敬”？當時北方天氣嚴寒，每至冬日，家家燒炭取暖，外官照例於冬令以錢饋贈京官用為取暖之資，所以有“炭敬”之名，實際是官場通行的“陋規”，約定成俗的舊例，說白了就是變相的送禮。可能曾國藩隻是翰林院的下級官吏，沒有什麼權力，因而當年地方官竟無炭敬饋贈，曾國藩無奈，隻好借銀50兩過年。
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同樣是東挪西借。春夏之交，他借銀已達200兩，到年底，累計欠債400兩。曾國藩自顧不暇，焉能顧家？不過，曾國藩最重孝道，不管生活多麼艱難，每年總要寄些銀兩，作為父母買肉之用。雖然曾國藩多次在《家書》中稱京城借債比較容易，他的師友比較多，能夠左右逢源，但欠債畢竟要還錢！這使曾國藩焦急不安，“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曾國藩的早年詩作中，不乏對艱窘生活的描寫。如贈梅伯言詩中曰：
隘巷蕭蕭劣過車，蓬門寂寂似逃虛。
為杓不願庚桑楚，爭席誰名揚子居？
喜潑綠成新引竹，仍磨丹複舊仇書。
長安掛眼無冠蓋，獨有文章未肯疏。
人無錢，受人欺，甚至連傭人都不把他放在眼裏。曾國藩的“傲奴”一詩頗有意趣：
君不見蕭郎老仆如家雞，十年笞楚心不攜！
君不見卓氏雄資冠西蜀，頤使千人百人伏！
今我何為獨不然？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昨者一語天地睽，公然對麵相勃。傲奴誹我未賢聖，我坐傲奴小不敬。拂衣一去何翩翩！
可憐傲骨撐青天。噫嘻乎，傲奴！安得好風吹汝朱門權要地，看汝倉皇換骨生百媚！
大考升官後，曾國藩的境況稍好，但決不富足。家裏欠債，他要量力清還，諸弟捐監要他出錢，二男六女（其中一女夭折）要養育，曆次升官要請客，還有一些人情禮往，用度日繁，最後還是欠了1000兩銀子的債，生活上隻有節儉。所以，曾國藩在京師十幾年就總體而言是一直過著清苦的日子。相傳曾國藩三十初度時，曾添製青緞馬褂一件，非年節慶典不知得穿一次，藏了30年，衣新如初，說出來令人難以置信，但由此可知曾國藩是如何節儉的了。
曾國藩從民間走出來，他深知百姓生活的艱難。他在翰林院期間，雖然不乏吃請應酬，偶爾也在自己的寓所擺上一桌，但總體上他感到“酒食較豐”並不是好事。
一天，好友劉覺香從外省來到京城，對曾國藩大談“作外官景況之苦”，曾國藩對此促動很大，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愈知我輩舍節儉，別無可以自立。若冀幸得一外官，以彌縫罅漏，缺瘠則無以自存，缺肥則不堪問矣，可不懼哉！
這就是說，做地方官如果是肥缺，就會常會河邊站，難免不濕鞋。如果立誌不堅卓，極易成為貪官。如果是瘠缺，連生活都困難，更何以立誌、發達？！這件事促使他更加珍惜自己的翰院生涯。
曾國藩在京師的困窘，還有一事可以記述。曾國藩一生對其外祖父家都十分親敬。道光十九年（1839）十月，曾國藩進京散館前，去外祖父家看望舅父，並向舅父請訓。當時，曾國藩的大舅已年過花甲，但仍“陶穴而居，種菜而食”。對此，曾國藩內心“為惻然者久之”。當十舅提出要送曾國藩進京，說：“外甥作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時，曾國藩以：“京城苦”，勸“舅勿來”。五年之後，曾國藩仍記得昔日情景，但自己無能為力，寫信讓幾位弟弟援手相助，信中說：“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饑寒之況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年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輩之餘潤乎？十舅雖死，兄意猶當恤其妻子；且從俗為之延僧，如所謂道場者，以慰逝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為可乎？” 曾國藩後來做了二品的侍郎，本應寬裕。但他依然捉襟見肘，連回家的路費都湊不夠，隻好把思親之情埋藏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