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年譜》記載，曾國藩居京四年時，“宦況清苦，力行節儉”。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國藩在等待中迎來了一次試差：這年六月，他被道光帝欽命充四川正考官，這對他的經濟狀況會有一定改善。
按照清朝的習慣，士人將翰林得差早晚分為“紅翰林”與“黑翰林”。因為一充試差，即意味著有頗為可觀的一筆進項。曾國藩得試差較早，可稱為“紅翰林”。七月初，曾國藩偕副考官趙楫一同馳驛出京。經過明成祖與李景隆交戰處白溝河時，曾國藩有感而發，得詩兩句：長興老將廢不用，趙括小兒輕用兵。上句指耿炳文，下句指李景隆。白溝河一戰使燕王終於南下，建文帝的江山也在戰敗後被燕王朱棣奪得，史稱“靖難之役”。
由於此行正值酷暑，加之連降暴雨，因此曾國藩路途染病。到達西安時，陝西巡撫李星沅將他接到衙署，為他請醫治病，數日後病愈入蜀，天氣轉晴。曾國藩的心情也隨之一喜，賦詩曰：萬裏關山睡夢中，今朝始洗眼朦朧。
雲頭齊擁劍門上，峰勢欲隨江水東。
楚客初來詢物俗，蜀人從古足英雄。
臥龍躍馬今安在？極目天邊意未窮。
此次試差是曾國藩行程最遠的一次。一路上，曾國藩盡管身體不佳，但仍踏訪遺跡，詩興時發，至今仍留存了不少詩作。
十月十一日，曾國藩考試完畢回行到陝西境，此時殘秋已逝，寶雞山已有白雪堆積，但博大的渭水依然奔流不息。這一天曾國藩迎來了他人生的第三十三個生日。麵對中華民族的搖籃，曾國藩情不自己，賦七律二首，其一是：
三十餘齡似轉車，吾生泛泛信天涯。白雲望遠千山隔，黃葉催人兩鬢華。
去日行藏同踏雪，迂儒事業類團沙。名山壇席都無分，欲傍青門學種瓜。
他還在日記中寫道：夜月如畫，獨立台上，看南山積雪與渭水寒流、雪月沙水，並皆皓白，真清絕也。瓊樓玉宇，何以過此？恨不得李太白、蘇長公來此一吐奇句耳！孤負，孤負！
十一月二十日，曾國藩曆時半年有餘，回到了京師。這次試差，曾國藩得到了例行的“規禮”。第二年春天，他將這筆錢用於償還他在京中所借的債欠，另外又寄回家中幾百兩，用於還家中所欠。同時，又拿出四百兩贈送族戚。
試差緩解了曾國藩拮據的境況，但總體而言，他的經濟狀況並不好。 曾國藩不貪貨財，但對公務可謂盡心盡職，“不苟不懈”，同僚“皆甚佩服”。這種克己奉公，廉潔自律的精神，難能可貴，這也是他在京之日聲譽日隆的原因之一。
五、理學之外的經世學問
《國朝中州名賢集》中有這樣一段話，清朝自漢學盛行以來，程朱理學幾乎絕續，自倭仁先生起來維護倡導，同時館客中如唐鑒、何桂珍、竇〖HTXL〗綬〖HT〗、李棠階、曾國藩，以先生為師友，相與輔翼斯道後，一時人才蔚起，正學昌明，遂成國朝中興翊讚之功，何其盛也！把程朱的複興與清朝的“中興”聯係在一起是否恰當，此處不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僅有程朱理學家是不能帶來“中興”的，隻有完成從程朱到經世的轉變，才能挽救日益沉淪的晚清大廈。這方麵，曾國藩與倭仁可以做一簡單的比較。
也許是曾國藩的出身與閱曆，使它成就不了純正的理學家，而經世之學才是他真正關注的所在。 曾國藩在最初礪誌成為理學家的時候，就向唐鑒請教“經濟宜何如審端致力？”，唐先生答稱：“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跡，法戒照然；曆代典章，不外乎此”。“經濟之學”即經世致用之學，它幾乎囊括了政治、經濟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麵的“有用”知識。曾國藩也的確是按照唐鑒的指導由典章史籍而入經世文章的。
從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二十六日起，連續幾個月，曾國藩開始認真閱讀《綱鑒易知錄》。這部書是康熙時著名才子、吳秉權、《古文觀止》的作者吳秉權編輯的通鑒體編年史書，全書提綱契領，“胸藏史鏡，而事若指掌”，又貫穿了對曆史得失的論述。曾國藩閱讀此書，非常認真，打算“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抄記，實為有用”，可見他的目的是“有用”。但“尚末有條緒”。
這年七月，家人將《皇朝經世文編》請人自湘鄉送給京師的曾國藩後，他又開始閱讀這部由著名學者魏源等人編輯的“經世致用”之書。他認為“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他與友人交談時說：“所謂正心者，曰厚實。厚者恕也。……實者，不說大話，不鶩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偽之習。”曾國藩不但“以此自勵”，同時，“亦以此戒所屬”。後來，曾國藩還把《皇朝經世文編》定為士子必讀之書。可以說，曾國藩治學雖強調以義理為本，但最後落腳點還是在經世致用上。 他後來對姚鼐的《古文辭類纂》隻以義理、考據、詞章立意頗不滿足，認為除此之外應增加經濟一項，“四者闕一不可”，而且前三者都要以經濟為依歸，可以說是他文章經世的表現。他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製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所謂“經濟”，即是經世之學。關於經世的內容，曾國藩說：“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製、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製、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曾國藩究心時政，以世經為法，此間他對清代典製總彙的《大清會典》認真閱讀，這對他後來的治政大有益處。他還將古今名臣大儒的言論，分條編錄，分為修身、治家、治國三門，共有三十二個綱目。他在閱讀秦蕙田的《五禮通考》時，感到有所不足，於是“將近時奏議之切時務者，別為六卷”，包括鹽課、海運、錢法、河堪等事。此是道光二十八年時事。可見，曾國藩究心時務，從理學走上了世經之路。
由於曾國藩走出了理學的框框，注入了經世的功效，因而，他才與倭仁等人分道揚鑣。 倭仁與曾國藩同曆嘉道鹹同四朝，可以說完全是同時代的人。道光年間，他們同在京師為官，並同從唐鑒問學，是師友相交，是理學同仁；同治時期，又同居高位，一立於朝，一主於外，同為“中興”賢輔名臣。但是，他們又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代表，一為頑固保守的象征，一為洋務運動的首領。就此而言，兩人又同道不同軌。
倭仁一生集“首輔、師傅、翰林掌院、戶部總理”於一身，但“皆第一清要之席”。曾國藩則不然，他親身參加了晚清前半段的所有重大“救亡”活動，而且大多擔當主角，所做所為多落到實處。顯然，他把性理功夫與世經學問之間的距離拉得很近。
鹹豐皇帝即位之初，曾就“用人行政”問題下詔求言，倭仁與曾國藩各上《應詔陳言疏》。倭仁所談的是“君子小人之辨”，並提出：“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之類建議，鹹豐帝認為“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曾國藩則就“用人一端”詳加闡述，鹹豐帝以為“剴切明辯，切中情事”。可見，兩人在鹹豐帝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
還有一次，那是鹹豐二年（1852年），鹹豐皇帝召見吳廷棟時，特地向他詢問曾、倭兩人，吳廷棟認為曾國藩“雖進言近激而心實無他”，倭仁“守道近迂而能知大體”。吳廷棟堪稱是兩人的知交，一個“激”字，一個“迂”字，刻畫得如此傳神，這不能不加深鹹豐皇帝心中的初始印象。
也在這一年，何桂珍以性命擔保舉薦重用倭仁，“投以艱巨之任”，鹹豐皇帝“未從其請”。再以後，戶部侍郎王茂蔭奏請讓倭仁“會同辦理”團練時，鹹豐皇帝才明確諭飭，稱：“倭仁斷無幹濟之才，況此事非伊所長”。不久即命倭仁入值上書房，“授郡王讀”。後來，曾國藩也在私下裏評論倭仁有“特立之操”，然“才薄識短”。顯然，在當時許多人眼中，包括皇帝在內，倭仁隻是有學養道德的“君子”，而曾國藩卻是個“幹濟之才”。
表麵觀之，倭仁與曾國藩都信守程朱理學，但是，從儒家傳統的“內聖外王”，標準來衡量，倭仁偏於“內聖”修身，曾國藩重於“外王”經世，他們正代表了晚清理學發展的兩個路向：理學修身派，強調個體道德修養；理學經世派，注重建功立業。而鹹豐帝勸左宗棠不要再為科舉功名（左為舉人）自困，說建功立業比文章報國更重要，顯然是把“立功”放在“立德、立言”之前的。這也是王朝出現衰落之機，亟需有用的幹濟之才方“轉危為安”的形勢使然。曾國藩的好友劉蓉對曾國藩在京師發憤讀書，一心想成為司馬遷、班固一類人物也大加批評，指出“當今之世須以事功顯”。這對曾國藩後來出山有很大影響。曾國藩自己雖然有一段時間，甚至在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用了相當時間與精力修練理學的內聖功夫，甚至一度煉過靜坐等“功法”，但他自己從不以理學家自居。他的學問之雜糅，他的處事之無忌，等等，都說明他不是一個“純儒”。他經常為理學的拘執所困繞，總想衝破這些，但又怕別人罵自己是“假道學”。這與倭仁又形成鮮明對比。
曾國藩的經世，是更多地關注現實的一種務實精神，因此才能對具體的社會政治問題作出較為積極的回應。他說：“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這也是他能在中西文化接觸後，吸收接納，進而舉辦向西方學習的洋務運動的思想根源，而這又是倭仁所不及的。（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197、2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