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帝即位之初，頗有一番“振作”。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他發布上諭，令九卿科道凡有言事之責者，就國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曾國藩時為二品的侍郎，立即將久蓄心中的治國大計傾吐出來。乃於三月初二上《應詔陳言疏》。
清朝於行政方麵有一係列規製，是個大問題，不好談論，因此隻能談一談用人問題。曾國藩對於清朝開國至鹹豐之初的人才問題，提出了中肯的批評。他認為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
在“轉移之道”中他提出：大清朝的幾代皇帝都能根據時勢的變化而調整人才政策，希望達到寬猛適中。但也有矯枉過正的弊病。如大行皇帝實行“鎮靜”的政策，使人才循規蹈矩，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但守成者多，而有貢獻有作為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他提出官場四大通病：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麵，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麵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他提出，讓天下英才倍出，又使之不出範圍之外，即不做非份之事，必須倡導學習之風。而且，這種學風要落到實處。那麼，“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宮中，群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萎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更張僨事，而澤之以《詩》、《書》。”
在“培養之方”中他提出：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內閣、六部、翰林院是人才薈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皇上不能一一周知。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培養的辦法大致有四個方麵，即教誨、甄別、保舉、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這就是教誨的功效。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這就是甄別的功效。人才好比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間，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恒不相習，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麵，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年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內廷，終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內廷四人；禮部六堂，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直內廷；翰林兩掌院，皆直內廷。在諸臣隨侍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為司員者，畫稿則匆匆一麵，白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天子之知哉！以若幹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皇上稍為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不入直內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粲然畢呈，即長官之深淺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於聖主之胸中。彼司員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乎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一人驟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
在“考察之法”中他指出：近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折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為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欲規大行皇帝，皆蒙優旨嘉納，至今傳為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為名臣，亦至今傳為美談。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今皇上禦極之初，又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於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猶有過慮者，誠見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臣之愚見，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折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NFEA5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折，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
曾國藩最後指出，以上“三者相需為用，並行不悖”才能收到效果。
曾國藩上這份奏疏時，他已在京師為官十年之久，此間他從七品小官晉升二品大臣，對於官場風習可以說是每日觸及，因此他才能夠提出發人深思的問題來。他後來多次說，三四十年來不黑不白的官場，已讓英豪短氣，讓豺狼不敢為非。這確實是個悲哀的時代。
清朝的政治風氣，在嘉慶道光以後日見泄遝萎靡，人才亦日見寥落。這與皇帝的好尚及執政者之逢迎諂諛，都有密切的關係。《瞑庵雜識》中曾有一條說： 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聲名俱泰。做了很長時間的大學士卻平安如初。他的一個門生請教做官決竅，曹答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當時流傳頗廣的《一翦梅》四則形容官場積習十分形象：
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
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
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
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
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
大家讚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
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文忠，也諡文恭。
曹振鏞死後諡號“文正”，它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信任的宰相。曹振鏞瑣鄙無能，養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風氣的柔靡泄遝。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國中，皇帝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官員的風氣。道光帝經受鴉片戰爭的打擊後，幾乎一蹶不振，“惡聞洋務及災荒盜賊事”，身邊的軍機大臣也隻好報喜不報憂，當時京師有一副聯雲：
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樂，
是、是、是，皇上天恩臣無事。
在這一世風下，曾國藩基於十年京官的經曆，以及對官場習俗的厭恨，更重要的是要改變現狀，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眾相柔靡之時，他卻敢迎風獨立，挺身而出，對提高他的政治聲望以及艱難時挺身而擔大任創造了條件。
曾國藩的可貴不僅在於他的“敢”字，而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具體可行的辦法，有事實，有說理，足以反映他對清朝的官僚體製的弊病研究的十分透徹。他從民間走出來，把八大衙門的正副長官（即堂官）比喻為農夫，把皇帝比喻為太陽，而把中下級官員喻為禾苗，既形象生動又十分貼切自然。
這一奏疏也反映了曾國藩不是庸碌之輩。他的思考，他的積累，才能形成他對當時人才問題的係統認識。而這些也成為指導他日後治軍打仗磨礪人才的觀念基礎。
由於曾國藩上奏時，左副都禦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羅衍等也各上奏疏，陳述政事。鹹豐帝還將通政副使王慶雲、鴻臚寺少卿劉良駒及科道官上的奏折，交有關部門議行。因此，鹹豐帝收到曾國藩奏折的時候，也獎許一番，稱其“奏陳用人之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納”，“折內所請保舉人才、廣收直言，迭經降旨宣示”，對折中“日講”的建議，命禮部等衙門討論切實辦法。
當年四月初，曾國藩參照《會典》等書，將他擬定的日講十四條上奏。隨後，在薦舉人才時，他舉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可當重任。
傳統中國當王朝更迭時，往往有政策的大調整。而一個王朝老皇帝崩逝、新皇帝即位之初，也有一番政策小調整。這就是說，在專製的統治下，由於皇帝的最高權威性，因此即使他在位期間有什麼不適宜的政策，往往也難以糾正，隻好等待新舊交替時調整。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尤其是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自我調整”的機製已很老化，上述情況更加明顯。如明朝的嘉靖皇帝十幾年不上朝，整日在宮中煉丹鉛，與道士、宮女混跡一起。朝臣上的奏疏大多連看都不看，就“留中”了，也就是不交有關部門討論執行。這位統治了四十餘年的皇帝，給明朝帶來了中衰。他的晚年，終於有一位天下後世都聞名的大臣上了一道疏，大罵皇帝一通，其中有一句說：“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說天下人早就認為您不應當皇帝了。這個人就是海瑞。嘉靖皇帝看到這句，氣得渾身發抖，把奏疏摔在地上。不久，這位皇帝倒真的想辭去皇帝，當太上皇，並舉海瑞疏為證。但這種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切隻好等待新君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