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是以“敢”字體現出來的誠，是以匡時救世，力挽世風之誌體現出來的敢。曾國藩在他的《家書》中說：“折子初上之時，餘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矣。”他還說：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領略了京城的境況風氣，那些身居高位的顯官要員，故意顯示寬厚以提高自已的名望，對待部下姑息縱容，一團和氣，對這種現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養成的稟性並未因此磨蝕，越發變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裏打算改變一下社會上三四十年來形成的不分黑白、不著痛癢、難以破除的風氣，不過，糾正編差難免會超過原有的限度，有時不免出現意氣用事的偏頗，因此經常招致怨恨，被人議論紛紛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對待他人，本來就不應當僅僅拿中庸之道來苛責，更應該同情體諒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來糾正惡俗的苦衷啊！
如果對道光以來的官場弊習不清楚了解，就不能深刻領略曾國藩上疏的意義。讓我們援引一則“掌故”來說明。
據陳康祺《郎潛紀聞》載：“當時殿廷考試，專尚楷法，不問策論之優劣，甚至有抄襲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此風不知開自何時。”後陳康祺詢之於曾任過禮部侍郎的童華。童華說：“宣宗初登極，以每日披覽奏本外，中外題本，蠅頭細書，高可數尺，雖努日夜之力，未能遍閱，若竟不置目，恐啟欺蒙嚐試之弊。嚐問之曹文正公振鏞，公曰：‘皇上幾暇，但抽閱數本，見有點畫謬誤者，用朱筆抹出。發出後，臣下傳觀，知乙覽所及，細微不遺，自不敢怠忽從事矣。’上可其言，從之。”以後不論奏折或試卷，均苛求楷法，“遂至一畫之長短，一點之肥瘦，無不尋瑕索垢，評第妍媸。”連童華都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會使“末學濫進，豪傑灰心。”
曾國藩已經等待了很長時間，他在家書中說得非常明白，當今皇上雖天資聰穎，但“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好諛。”因此，他不顧個人利害得失，決心犯顏直陳。他指出此疏的目的在於：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餘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
對曾國藩的奏陳，鹹豐帝多少做了點兒“自我批評”，但更多的是為自己辯解。不過，龍顏沒有大怒，對於曾國藩來說還是幸運的。上諭是這樣寫的：“曾國藩條陳一折，朕詳加披覽，意在陳善責難，預防流弊，雖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來，凡大小臣工章奏，於國計民生用人行政諸大端有所補裨者，無不立見施行；即敷陳理道有益身心者，均著置左右，用備省覽；其或窒礙難行，亦有駁斥者，亦有明白宣諭者，欲求獻納之實，非徒沽納諫之名，豈遂以‘毋庸議’三字置之不論也？伊所奏，除廣西地利兵機已查辦外，餘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念其意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至所論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諛惡直等語，頗為切要。自維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時存檢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過當之言不加節取，采納不廣，是即驕矜之萌。朕思為君之難，諸臣亦當思為臣之不易，交相谘儆，坐言起行，庶國家可收實效也。”
這幾次上疏，是曾國藩在鹹豐初期的主要作為，表現了他不同於一般官宦的抱負和遠見；同時也顯示了他直道而行的書生本色。幾篇諫疏使他在朝野內外贏得敢於直諫、忠誠為國的政治聲望。從清廷到湖南家鄉，許多人都稱讚曾國藩的這種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給曾國藩來信，盛讚他不顧個人安危，上疏朝廷，並請曾國藩將他的上書呈轉。曾國藩在複信中說：現今世風日下，而官吏們又狹隘酷烈，內觀身世沉浮無有涯期，外觀滿眼民生日蹙。實際道出的是他自己的感受。 當曾國藩沒有上書指陳鹹豐缺失前，他的同鄉好友羅澤南去信責怪曾國藩隻上言枝葉，不講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也；四句話，曾國藩讀後，感觸很深。實際上，當時曾國藩已上書鹹豐，但羅澤南還不知此事。當曾國藩接到好友的信後，說“與我上疏的意見相符，萬裏神交，真是不可思議”，立即將上書抄錄全文，請羅澤南閱讀並指教。並請同鄉老朋友劉蓉、郭嵩燾、江忠源、彭筱房、朱堯階、歐曉嶺等人，一一閱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實情況後，對曾國藩更加敬佩，曾國藩在湖南的威望也就日高，這對他後來組建湘軍，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
五、受穆相賞識，八年六遷
道光二十年（1840）是所有的華夏子孫都不能忘記的一個年輪。這一年，西方列強用槍炮叩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清朝步入了沉淪愈陷的近代。這一年，也是曾國藩的而立之年。“彈指人間三十春”，歲月匆匆，懷抱“無窮誌願”的他在這一年有了事業的新起點。
是年四月，曾國藩在庶常館散館考試後，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檢討。檢討雖是小官，品秩不高（從七品），但卻是曾國藩入仕為官的開端。由此而起，他春風得意，仕途一帆風順，不到十年連升十二級，成為二品大員，可謂幸運之至。我們不妨按著曾國藩的《家書》、《日記》等提供的線索，勾勒出一幅“曾國藩的升官圖”。
道光二十三年的大考翰詹，對曾國藩可謂前途攸關。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並稱“翰詹”。
大考翰詹在清代曆來十分重要。翰詹得第，要不了幾年，不是總督、巡撫，便是尚書、侍郎。反之，一旦大考失敗，成為“窮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大考俗稱“翰林出痘”，升黜所係，麵對大考，無不誠惶誠恐。有詩雲：“金頂朝珠掛紫貂，群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饒。”向來大考，一般六年一次，此次大考因距上次僅滿四年，因此大出曾國藩意料之外。
三月初六，曾國藩得知本月初十舉行大考，由於他對此毫無準備，“聞之甚覺驚惶。”曾國藩不但久不作賦，而且寫折子也很少，加之又鬧眼蒙的病，因此耽心自己“進場難完卷也”。於是馬上收拾筆墨，出門拜客。
為了準備這次考試，曾國藩次日即到琉璃廠買來筆硯之類，下午開始寫折二開半，夜裏看賦。由於離考試期隻有三天，曾國藩不敢外出，準備後即早早睡下。
初八這一天，他起得很早，寫折六開，作論兩篇，題《班超通西域論》、《與人不求備論》。但他對自己的論不很滿意，責怪自己“平日不用功，至此皇皇如弗及，所謂臨渴而掘井者也。雖十駕而追，豈有及哉！”初九，他又看了陳秋舫、吳偉卿兩人所作的應對賦，感覺氣勢流利，古不乖時，心賞其能，而自歎不如。他至此已很懊悔，認為一向自以為是，卻胸無點墨，這怎麼得了，想著想著，又很難入睡。
三月初十，一百二十四人參加的大考在正大光明殿舉行。這次大考的賦題是《如石投水賦》，論是《烹阿封即墨論》。監試為定郡王載詮，由於考場紀律嚴格，當即搜出懷挾卷子的讚善如山，立即交刑部治罪，“可慘也”。由於曾國藩準備不充分，出考場後與別人對賦，“始悔有一大錯”，但悔之晚矣。他感到如此粗心，怎麼能配得上是“天子近臣”呢！
曾國藩賦題有錯誤，這在舊時代是很大一件事，因為升遷的機會都在這裏。現在，似乎一切都完了。他心中充滿懊悔，與妻子歐陽夫人相對而坐，卻無一語。“患得患失之心，憧憧靡已”，他強迫自己振作起來，但怎麼也不能，一夜“不成寐”。“平日所謂知命者，至是何有，真可羞已。”這是考試次日曾國藩的真實寫照。
十二日這一天，曾國藩如熱鍋上的螞蟻，焦燥不安，“失得之念形於顏色”，仿佛自己的肝肺都能讓別人看見一樣，他感到十分恥辱。一直到夜間，仍沒有得到考試結果，“中心焦急，四處打探，行坐不安，醜極。”
曾國藩平生頗信命，這一次，幸運又與他有緣。他是十四日得到消息的，二等第一名的驕人成績令他自己都難以置信。他說自己“有大錯謬而忝列高等，抱愧殊極”。因為按照清朝的規定，二等第一名肯定會升遷。因此，絡繹不絕的祝賀者讓曾國藩著實有些興奮，他屢次會客後，又興致很高地理了發，準備明天蒙天子召見。
道光皇帝，曾國藩並不是初次叩見，對這位生不逢時，因為守不住祖宗的江山將自己開除愛新覺羅祖廟的皇帝，他充滿欽敬之情。三月十四日，他蒙皇帝召見，並以翰林院侍講升用。曾國藩在仕途上又大大地向前邁了一步。侍講——侍讀——內閣學士——內閣大學士，一條鋪滿金字的路在引領著他向前、向前。他不再自怨自艾，也不再朝夕不定，曆史將賦予他新的使命，引領他向上走。
曾國藩這次名次是很靠前的，因為一等隻有五人，二等五十五人，三等五十六人，四等七人，在一百二十三人中，他位次第六。一等第一、第二俱以編修升學士，第三以庶子升少詹，第四以中允升侍讀，第五以編修升侍講。二等第二以編修升侍讀。
曾國藩“以大錯謬而忝列高等”，是否別有原因？曾國藩的《日記》似乎透露出蛛絲馬跡：皇帝召見，恭升侍講後，穆彰阿當麵向曾國藩索要大考詩賦。當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將此賦謄寫清晰，親自送到老師家中。穆彰阿作為曾國藩的老師，一向對他頗有關愛，他在曾國藩升任侍講後索要大考詩賦，似乎是在暗示曾國藩：這一切與老師有關！
總之，自此以後，曾國藩的早期日記中，很少看到飄遙不定的話語了。代之的是“再不努力，他日何麵目見故人耶！”
曾國藩走出了自我。一個更廣闊的舞台在向他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