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喜不自勝，二十三日在給祖父的信中說：“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從前惟陳文肅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讀，近來胡雲閣（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得意之形，溢於字間。
清代官員的官階分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從之別，故稱“九品十八級”。如果說曾國藩初官翰林院檢討，為從七品，那麼翰林院侍講就是從五品，三年之中連躍四級，官升得不可謂不快。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道光帝禦門，曾國藩再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從四品）。在京各官出缺，往往在禦門之日簡放、補缺。曾國藩此次升官，是禦門時特擢，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報”。
是年底，曾國藩補日講起居注官，充文淵閣直閣事。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國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榮膺高官，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內閣學士為從二品，如兼侍郎銜，就是正二品，難怪曾國藩在《稟祖父》書中說：“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這一年曾國藩隻有37歲，“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可以說是打破了湖南二百年的“記錄”。道光二十九年正月，曾國藩升授禮部侍郎，此後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
曾國藩從1840年入仕為官，到1847年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年間連躍六品十二級，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這對從山坳裏走出來的農家子弟曾國藩來說，誠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仕途如此順遂，連曾國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給友人陳源兗的信中不無坦白地說： 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內，徒步過從，疏野之性，肮髒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未敢為此不近情之稱許。
曾國藩官運亨通，原因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謂內在的原因，即曾國藩本人學有專長，為士林所稱許。而且對政務盡職盡責。如他升授禮部侍郎的次日，蒙道光帝召見，並受到嘉勉。“公勤於供職，署中辦事無虛日”，每隔八日，到圓明園當班奏事，“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員，鹹服其條理精密。”此後，他多次被道光帝召見，“每有奏對，恒稱上意”。
曾國藩的詩作中留下多首夜值當班的篇章，如《夜值苦寒》曰：
白虎西流朱鳥高，五更風利刀。
勁寒戰栗通心曲，氣冰霜上口毛。
曠蕩青天如可對，折旋丹地敢辭勞。
頻聞交戰嗬金馬，驀入燈廬炙凍毫。
五更風寒，值宿者冷得發顫，寒氣已將胡須染成白霜，手中的毫筆已凍成一團。即使如此，“曠蕩青天如可對，折旋丹地敢辭勞”，他戰士守衛崗哨一樣，不敢稍有差池。
《臘八日夜直》寫道：
翻從官宿得閑時，仙掖深深晝掩帷。
靜向古人書易入，寒偏今日酒堪持。
濃說獻宮中佛，晴雪看分禁裏墀。
日暮武英門外望，井闌冰合柳枯垂。
曾國藩在服官京師的十餘年間，一次也沒有告假省親。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曾國藩得悉其祖父病故，十分痛心。他的父親理解兒子的孝思，特在信中再三囑咐曾國藩得信後不可請假回籍。並說：祖父生前愛爾特甚，以爾受國厚恩，必能盡心報效。爾今日聞訃信，能體祖父此意，即所以孝祖父。
十一月十八日，其父又寫信給曾國藩：
九月中旬接爾七月所發家信，滿紙皆思親之詞。十月初四日，爾祖大人即棄養。大抵骨肉之情，隱相感通，家門將有大故，遊子在外，其心先即不安，是亦預為憂思之兆也。十年宦遊，思親本人子之常情，然而爾數年之內，頓躋卿貳，受恩亦太重矣。努力圖報，即為至孝，何必作歸家之想。
曾國藩與他祖父的感情頗深。他聽從父親的勸阻，僅請假兩月，在京中寓所設靈位成服，以寄哀思。但十二月十一日，嘉慶帝的孝和皇後病逝，由於籌備祭典是禮部職任，曾國藩不等假滿，即日赴宮中“入內供辦”，但“署中他事，仍不與聞”。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曾國藩還沒到銷假之期，道光帝也撒手而去。其後，曾國藩參加擬定大行皇帝、大行皇太後的一應祭典。因此可以說，曾國藩恪盡職守的作風，是其逐年升遷的重要內在原因。
就外在原因而言，主要是受到穆彰阿的賞識提攜。
穆彰阿，字子樸，號鶴舫，別號雲槳仙人，滿洲鑲藍旗人。他的父親廣泰於嘉慶時官內閣學士。穆彰阿於1805年（嘉慶十年）中進士，由翰林累官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軍機大臣達20餘年之久。
穆彰阿在鴉片戰爭之初，“窺帝意移”即揣測道光帝讚成和議，遂將林則徐罷免，以琦善代之。”一代安危，斯其關鍵已”。穆彰阿也因此“為海內所叢詬”，由於道光帝已厭兵不戰，故“終道光朝，恩眷不衰”。史書還說：“穆相最為貪黷”，後有人作詩雲：“名徇權利，昔聞順與彰”，把穆彰阿及肅順視為招權納賄的典型。穆彰阿還非常善於玩弄權術，結黨營私。穆彰阿“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複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他利用衡文大權，網羅私黨，培植親信的，以致於門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稱“穆黨”。
從“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來看，穆彰阿對於籠絡人還是頗有一套的。曾國藩屬於“寒士”，他考中進士的戊戌科，穆彰阿是欽命大總裁，因而從師生之誼講，曾國藩是穆的門生，這是沒有疑義的。在曾國藩的《日記》中，兩人交往的記述，也比較多。穆位高權尊，曾托庇於他，是順理成章的，而曾既有才，自然深受穆的賞識。前麵講過的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取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謄清，親自送往穆宅。這次拜訪似乎成為曾國藩仕途的新起點。從此之後，幾乎年年升遷，歲歲加銜，五年之內由從七品一躍而為二品大官，前後的變化是極為明顯的。
一些稗史對曾國藩官運的這一轉機作過生動的描述：“一天，曾國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見的諭旨，當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暫歇。第二天到了皇宮某處，卻發現並非往日等候召見的地方，結果白白等了半天，隻好退回穆宅，準備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問曾國藩說：‘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見曾國藩答不上來，穆悵然曰：‘機緣可惜’。因躊躇久之，則召幹仆某諭之曰：‘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囑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此金為酬也。’明晨入覲，則皇帝所問皆壁間所懸曆朝聖訓也。曾國藩因此奏對稱旨，道光帝召見曾國藩後並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從此以後，曾國藩便“向用矣”。可以想見，穆彰阿在曾國藩升遷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曾國藩與穆彰阿的關係較為親近，還可以舉出這樣一個例證。曾國藩“大功”告成後，回到闊別十幾年的京師，赴任直隸總督前，他還專門到穆宅去看望穆彰阿的後人。昔日的車水馬龍與今天的門可羅雀讓曾國藩感慨不已。
但如果把曾國藩列入“穆黨”似乎也不妥當。從他的《日記》等中看，曾國藩對道光朝的政風日下、官場腐敗是深惡痛絕的。他對鴉片戰爭清廷的措置也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在處理琦善等案件時，他不但沒有絲毫顧惜情麵，而且還力主從嚴懲處。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鹹豐帝即位十個月後將穆彰阿罷黜，並發布《罪穆彰阿、耆英詔》，曆數穆的“罪行”，但曾國藩並未受到任何牽連。這道朱諭最後的幾句話很值得玩味：辦理此事，朕熟思審處，計之久矣。實不得已之苦衷，爾諸臣其共諒之。嗣後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務當激發天良，公忠體國，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積習，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難，毋苟安。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諸大端者，直陳勿隱，毋得仍顧師生之誼，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共爾位。朕實有厚望焉。 布告中外，鹹使知朕意。
這似乎是說，穆彰阿所謂“行私”等“罪行”，是以“師生之誼、援引之恩”而大行其道的。這是既具體但又概括的論罪，與其說是一種“罪行”，不如說是一種風氣。鹹豐帝“不得已之苦衷”恐怕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場理念在指揮著他。鹹豐帝的長篇朱諭近千言，但無法坐實穆彰阿，後者僅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懲罰。這給人留下思考的空間。
曾國藩出身寒微，無論是他十載京師為官，還是他後來“大紅大紫”，可以說，他都沒有與掌握實權的滿族親貴打得火熱。他的仕宦生涯可以找出“倚人而起”的蛛絲馬跡，但又無從考究。他的早年經曆，他的誌趣抱負，甚至他的風骨品格，都使他與滿貴們保持相當的距離。穆彰阿“倒閣”，曾國藩未受牽連，鹹同之交肅順等八大臣或駢首西市，或革職發配，年輕的慈禧掌握滿清大政後，徹查“肅黨”，朝野多與肅順有來往，而獨無曾國藩的來往信函，以致於慈禧稱曾國藩為“忠臣”。
援引寒士，推崇漢賢，在滿族權貴中是一個久遠的傳統。而無論是在朝綱獨攬的康乾時代，還是太阿雖未下移但已開始下移的嘉道時期，官僚們沒有其他的選擇，他們隻要想升遷，就隻能匍匐在握有大權的人的腳下。不管這個掌權者是和，還是穆彰阿。
封建官場的這條鐵的法則盡管不能也不可以拿到桌麵上來，但它又實實在在地存在，並且製約著大大小小成千上萬個呼喊“萬歲”的臣僚。
回過頭來看曾國藩，不能否認他與穆彰阿之間有種特殊關係（師生關係本來已是客觀的存在），但不能誇大這種關係，更不能據此說曾國藩的升遷後者起了決定作用。曆史現象十分複雜，留給我們的隻是冰山一角，而真相往往又在冰山之下，欲究其實，難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