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激憤時不可以常理喻之。曾國藩是修練過理學的人，但他也徒喚奈何。他的自殺並非“明誌自現”，當時如果沒有湘潭之勝，肯定是要受重譴的。
當曾國藩初率舟師自衡州經湘潭至長沙時，巡撫駱秉章“不聽入城”，曾國藩也怕重蹈舊轍，“恥於依人”，因此，率水軍十營散屯湘江兩岸，與太平軍共飲一水，相距半日可達。 靖港之戰敗後，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一同向駱秉章提議參劾曾國藩，並請先罷湘軍。駱秉章說：“曾公已自請議外，何煩再劾。你們隻把失敗歸咎到他人頭上，難道不想想現在太平軍如何盛？如果沒有曾公一軍，派誰來守城！”因此不同意上參折奏。但就在這時，自湘潭傳來了塔齊布的捷報，塔齊布擊敗了石達開的部將林紹璋，勇克湘潭，殲敵無數，湘軍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事實證明曾國藩編練湘軍的心血並未白費，長江南北總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初八日，靖港的太平軍自動撤退，長沙之圍宣告解除。曾國藩在全城軍民歡呼雀躍、額手稱慶之際，總算打消了死意。
湘潭全勝後，由駱秉章、鮑起豹（湖南提督）和曾國藩會奏經過，奏獎立功將士。而同日曾國藩則專給鹹豐帝上了一個折子，痛陳自己靖港之敗有三謬。並稱：“清夜以思，負罪甚大，愧憤之餘，但思以一死塞責。然使臣效匹夫之小諒，置大局於不顧，又恐此軍立歸烏有，我皇上所倚以為肅清江麵之具者，一旦絕望，則臣身雖死，臣罪更大，是以忍恥偷生，一麵俯首待罪，一麵急圖補救。”
在折末有“請旨將臣交部從重治罪”及請“特派大臣總統此軍”的兩項內容，這引起鹹豐帝的不滿，朱批為：
此奏太不明白！豈已昏耶？汝罪固大，總須聽朕處分。豈有自定一責問之罪？殊覺可笑！想汝是時心操如懸旌，漫無定見也！ 嬉笑怒罵，無所不至！
湘軍互有勝負的奏折是駱與曾會奏，而清廷的上諭卻十分有趣：將勝利主要歸結為駱秉章，敗則歸咎於曾國藩。由兵部傳遞的專給曾國藩的上諭稱：“據曾國藩自請從重治罪，實屬咎有應得。姑念湘潭全勝，水勇甚為出力，著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職，仍趕緊督勇剿賊，帶罪自效。”
而通過軍機大臣寄給絡秉章的上諭稱：“駱秉章等奏官軍水陸獲勝，克複湘潭縣城；又曾國藩奏靖港水師潰敗，自請治罪各一折。已明降諭旨，將塔齊布等分別加恩，並將曾國藩革職，仍責令帶罪自效，以贖前愆。曾國藩統領舟師，屢有挫失，此折所陳紕謬各情，朕亦不複過加譴責。現在所存水陸各勇，僅集有四千餘人，若率以東下，誠恐兵力太單。”
清廷抑曾揚駱的用意十分明顯，就是各自統領的軍隊不同。據黎庶昌的《拙尊園叢稿》卷三記載：當曾國藩初練湘軍時，一位大學士曾經在廷議時散布說：“曾某以在籍紳士，他的湘勇並非聖上所下令招募，而一呼萬人，可見他的誌向不小啊！”意思是湘軍是異已力量。大學士的這番話也傳到鹹豐帝的耳中，心中怏怏不樂。湘潭收複，奏捷到京師後，有的大臣認為不應議功。鹹豐帝也清楚不應如此是非不明，但對曾國藩的湘軍確實心有餘悸。一天，鹹豐帝特旨召見編修袁芳瑛。袁是湘潭人，因此鹹豐帝向他詢問湘潭之戰的情況。袁芳瑛因此將此戰首尾及艱難苦戰之情形向鹹豐帝敘述一番。鹹豐帝“大悅”，當日即授袁芳瑛為鬆江知府，“而公（指曾國藩）誌以明”。這才有了鮑起豹的革職及塔齊布的升用。專折奏事權也允準曾國藩這個革職人員破例享有。按照革職人員的規定，無專折奏事權，這就使曾國藩與最高統治者失去溝通的機會。而前方萬事叢集，又難免招來是非，如果失去奏事權，連解釋的機會也沒有。因此，五月初八，曾國藩奏請皇上開恩，許專折奏事，鹹豐帝允準。 曾國藩出師之戰，勝敗相兼，他卻受到革職處分，曾國藩頗感不公。好在他一力保舉的撫標中軍參將、滿人塔齊布，賞總兵銜巴圖魯名號，超擢署理提督，統轄全省水陸各營。塔齊布當了大帥，還是要聽曾國藩指揮。而原任湖南提督鮑起豹因“株守無能”，則被鹹豐帝革職。 塔齊布兩年內超擢大帥，當他從湘潭歸來受帥印時，文武官員及百姓“聚觀相歎”，軍氣始振”。此時，徐有壬等也前往曾國藩處祝賀，並表示歉疚之意。不久，清廷詔令曾國藩擇司道大員隨營主持籌餉事宜，徐有壬心中惴惴不安，惟恐被曾國藩選中。曾國藩帶著譏笑的口吻對親近他的人說：“這些人怯懦無能，隻能壞我的大事。即使請求同行，我也要阻止，況且此輩根本不願意。”
曾國藩對清廷的掌罰不公在家書中有所透露：
惟近日公道不明，外間悠悠之口，亦有好造謠言譏澄弟之短者。而澄弟見我諸事不順，為人欺侮，愈加憤激，肝火上炎，不免時時惱怒，盛氣向人。人但見澄弟之盛氣，而不知實有激之逼之使然者也。人以盛氣淩物誚澄。澄以盛氣傷肝致病。餘恐其因抑鬱而成內傷，又恐其因氣盛而招怨聲。故澄歸之後，即聽其在家養息，不催其仍來營中……
王璞山（王）之驕蹇致敗，貽誤大局，凡有識者皆知之，昨在家招數百鄉勇，在石潭殺殘賊三十人，遂報假勝仗，言殺賊數百人。餘深惡之。餘與駱秉章、鮑起豹三人會銜具奏一折，係左季高所作。餘先本將折稿看過，後渠又添出幾段，竟將璞山之假勝仗添入。發折後，始送稿來畫，已無可如何，隻得隱忍畫之。朱右樵在嶽州戰敗逃回，在寧鄉戰敗，逃奔數次。昨到省城，仍令其署寶慶府事，已於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顛倒如此，餘在省日日惱鬱，諸事皆不順手，隻得委曲徐圖。昨當麵將朱石樵責備，渠亦無辭以對，然官場中多不以我為然。將來事無一成，孤負皇上委任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豈能怨人乎？怨人又豈有益乎？大抵世之亂也，必先由於是非不明、白黑不分。諸弟必欲一一強為區別，則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將嘔氣到底。願諸弟學為和平，學為糊塗。璞山之事，從今以後不特不可出諸口，而且不可存諸心。
三、“咬牙立誌”，整軍妙高峰
靖港失敗後，曾國藩把自己關在長沙城外，七晝夜不與人說一句話，陷入深刻的反省與思考中。勝敗乃是兵家常識，但此次失敗成為曾國藩“咬牙立誌”的關鍵一次。曾國藩後來說，他平生有“四大慚”，即四大恥辱，而靖港之敗是其一，他說：“甲寅年兵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峰寺，為通省官紳所鄙夷”。但他經曆“此一磨折”，後來才有成功。他還說，他一生“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靖港之敗“打脫牙之時”。而“打脫牙和血吞”不是目的，“生平咬牙立誌”“徐圖自強”才是目的。
曾國藩善於從失敗中總結教訓。他認識到，此次失敗，也在於水軍未經操練。不但打敗仗時潰不成軍，即使彭玉麟統帥打湘潭取勝時，部下也大肆搶掠。據曾國藩家書：其在湘潭打勝仗之五營，亦但知搶分賊贓，全不回省，即行逃回縣城。甚至將戰船送入湘鄉河內，各勇登岸逃歸，聽戰船飄流河中，丟失貨物。彭雪琴發功牌與水手，水手見忽有頂戴，遂自言並冊上姓名全是假的，應募之時亂捏姓名，以備將來稍不整齊，不能執冊以相索雲雲。鄙意欲預為逃走之地，先設捏名之計。湘勇之喪心昧良，已可概見。若將已散者複行招回，則斷難得力。
湘軍始建之初，水陸師不僅缺乏實戰經驗，組織指揮係統上也未能做到層層節製。而臨陣作戰時，論膽量技勇，兵不如勇，論紀律則勇不如兵，因此曾國藩認識到必須有得力人員協同管帶，加強文武員弁的層層節製，才能相互維係。過去湘軍每營僅有一二紳士主持，故紀綱不密，維係不固。靖港之役，就錯在“但知輕進之利，不預為退步之地。”而水師之弊，在於沒有經戰陣之弁勇，全是招募船戶水手，編組成軍，訓練未滿一月就拉上前線，故臨陣膽怯。因此，曾國藩此後很重視老兵的作用，水陸弁勇編組時，務須新兵、老兵互相搭配，使新戰陣之勇，驟當百戰凶悍之賊，一營受挫，全軍氣奪。非勇不可用，乃不善調習而試用之故。
在指揮係統方麵，重要的變化是增加統領一級。過去，湘軍陸師的編製最高為營一級，由曾國藩直接統轄調遣。現在營以上設立統領，統率二營或數營，陸師以羅澤南、塔齊布等為統領，水師以楊嶽斌、彭玉麟等為統領，由統領指揮營官，曾國藩則指揮統領。這樣，在湘軍中便出現了旅、團一級的編製，而在實戰中，指揮也確實靈便，兵力使用相對集中，比較能適應戰爭形勢的變化。在水師方麵，一方麵谘劄李孟群招募兩廣水勇一千名，於五月抵達長沙；另外，谘調陳輝龍率廣東水師四百名前來參加湘軍水師。這支水師配用湖南舵工、水手，以利控製。尤其是在裝備上多加洋炮，現在隻來六百尊，不足分配。因此，曾國藩又奏請清廷迅飭兩廣總督購買夷炮數百尊解來長沙。長沙整軍後的湘軍水陸師，共計一萬五千名左右，其戰鬥力遠較衡州出師時強大。 曾國藩還認識到，此次靖巷之敗，也由於賞罰機製沒有建立起來。他感到，古人用兵，都是先明功罪，但今天多是患難相從，投奔大營來的並非是為利祿驅使，因此所訂法條難於施行，“所以兩次致敗，蓋由於此”。有鑒於此，這次他駐紮在長沙城南門外的妙高峰上整頓營務。規定凡是臨陣脫逃的將領，不再錄用。湘鄉團練最早的組織者原湘鄉知縣朱孫詒，因在寧鄉、嶽州戰役中臨陣脫逃，被曾國藩斷然逐出湘軍。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葆也在被裁之列。據說曾國葆回到家鄉後為此感到十分羞愧，幾年閉門深居，足不出戶。 經過長沙整軍，湘軍實力大增。“規模重整，軍容複壯矣”。五月鹹豐帝的上諭又稱“肅清江麵之舉，仍借此一軍，以資得力”，因此，湘軍士氣也受到鼓舞。六月，修造戰船的工作已經完成，廣東總兵陳輝龍也到達長沙，添造淺水拖罟二號，李孟群到廣西招慕的水手一千餘名也回到長沙，與曾國藩所募水勇日夜操練。 值得注意的是，在靖港、湘潭戰役後，可能是編修袁芳瑛的話起了作用，清政府竟逐步破除了團練與綠營兵的禁嚴畛域，當曾國藩奏保褚汝航、李孟群、夏鑾、塔齊布等為道員、知府、副將、提督時，不僅一律批準，並準許曾國藩對立功勇丁發給功牌、頂戴。這就給那些落第秀才、舉人等開辟了一條進入官場的道路，足以提高湘軍的地位，堅定了湘軍骨幹與勇丁的鬥誌。
六月下旬，曾國藩揮水陸兩師北上，發動對太平軍的第二次攻勢。此時太平軍集中到嶽州，有舟船一萬餘隻，曾國藩認識到非水師不能致勝。因此積極調遣水師。後營褚汝航親駕小船前往君山一帶察看虛實，見灣內太平軍水師船隻甚多，決定采用“誘敵出擊”之計。
六月三十日，湘軍水師分5隊進兵，左營埋伏於君山南岸，右營埋伏於雷公湖上遊，副後營及先鋒營由扁山直趨南津港，後營隨後策應，並派隊在新檣河口多張旗幟，作為疑兵。到中午時，湘軍水師副後營及先鋒營向太平天國水軍進逼，開炮一周，轉舵佯裝敗北。太平軍水營並不出擊。湘軍水師副後營見“誘敵之計”不行，遂又轉頭開炮，並派舢板數隻斜趨進港，太平軍水營各船遂蜂擁而出。舢板船隊再次佯裝退卻，太平軍水營各船左右攻圍。突然間，湘軍水師左營從雷公湖竄出，包抄太平軍船隻之後；左營從君山繼起，攔擊太平軍船隻之腰。此時，副後營趕到，並力合攻。由於太平軍水師多為沒收的商船，運轉不靈活，大敗而歸，損失船100餘隻。為保存實力，以力再戰，曾天養於七月初一，率軍撤離嶽州，退守城陵磯。湘軍水師在褚汝航率領下進入嶽州城。七月初六，曾國藩率湘軍水師餘部及陸師2000人，從長沙起行，陳輝龍、李孟群各率水師隨軍北上，於七月初七抵達嶽州。
嶽州之失，對太平天國關係很大。因此，太平軍稍事休整，又舉行反攻。七月初八，湘軍陳輝龍、沙鎮邦、褚汝航、夏鑾率軍在城陵磯下，與太平軍擺開陣勢。太平軍水師前鋒稍挫，下退至象骨港。正值南風大作，湘軍水師易進難退。陳輝龍自乘拖罟座船，督隊前行。褚汝航、夏鑾分坐戰船繼進。李孟群尚未到嶽州，其前隊廣勇先到者隨行。左營彭玉麟、右營楊載福，均撥長龍、舢板以作聲援。陳輝龍率領師船順江下駛，至城陵磯與太平天國水軍相遇。廣東遊擊沙鎮邦乘炮船先進。陳輝龍乘拖罟繼至，見風勢愈刮愈猛，即插旗收隊。由於沙鎮邦已經乘風順水而下，陳輝龍恐其有失，督座船拖罟前去救護，於是膠淺於漩渦激流之中。此時正中曾天養下懷。頃刻間，太平軍水師伏船四出，蜂擁猛攻，當場打死陳輝龍和沙鎮邦，太平軍得其拖罟。褚汝航、夏鑾率船來救，亦受傷落水而死。此次戰鬥湘軍水師毀船頗多，麵對如此慘狀，曾國藩“傷心隕涕”。
太平軍水戰取勝以後，曾天養率太平軍3000餘人至城陵磯登岸，準備紮營據守。七月十八日，塔齊布率湘軍陸師趕到城陵磯，雙方展開大戰。塔齊布是湘軍第一悍將，精於馬術，善於騎射，一直保持滿族八旗兵驃悍的氣質，自湘軍出師以來，戰功顯赫。年已60歲的曾天養，也是太平軍的著名猛將，自起義以來，威名遠揚，屢立奇功。這一短兵相接，打得異常激烈。清軍參將玉山施放火箭，使太平軍進攻受挫，震怒了曾天養，隻見他匹馬持矛獨上，直奔塔齊布，刺傷塔齊布的坐騎，卻不幸被塔齊布的親兵黃明魁刺中，曾天養忍住巨痛回矛將黃明魁刺傷，自己也墜至馬下陣亡。主帥陣亡後，太平軍敗退。據說，湘軍割下曾天養的首級，“懸之營門，目光炯炯，六日猶視。軍士不敢過其下，乃祭醮而掩之”。太平軍聞曾天養陣亡，皆痛哭為之祈禱，誌哀數日。曾天養的犧牲對太平軍打擊很大，人心動搖，軍中大亂，無法與湘軍爭鋒。
湘軍則一鼓作氣，塔齊布率軍分三路撲向高橋，將太平軍七座營壘搗毀，隨後又毀其營壘十三座。曾國藩令水師猛攻，於是太平軍乃鑿沉先前所獲湘軍水師拖罟，水陸兩軍退進武漢。
四、左、胡相助，“引用一班正人”
靖港之敗，曾國藩投水自殺的第二天清晨，好友左宗棠從長沙縋城而出，前往銅官渚舟中探望曾國藩，當時曾國藩“氣息僅屬”，所著單衣沾滿泥沙，痕跡猶在。左宗棠一向氣傲，見此情景，不免感傷頗多。他勸慰曾國藩，“事尚有為”，此時“速死非義”。曾國藩“嗔目不語”，隻令人將戰敗的詳單找來，交給左宗棠查點。左宗棠知道，曾國藩已經心回意轉。恰
在此時，曾麟書寫給兒子的勸戒信也正好到了大營，曾國藩展信相閱，淚流紙上，隻見上麵有這樣幾行字：“兒此出以殺賊報國為誌，非直為家鄉桑梓。兵事時有利鈍，出湖南境而戰死，是皆死所，若死於湖南，我不為你哭！”曾國藩咬牙立誌，這是第一次。多少年後，當曾國藩早已作古，左宗棠亦已七十餘歲，回顧這段往事時，還發思古之情：
夫神明內也，形軀外也，公不死於銅官，幸也。即死於銅官而謂蕩平東南誅剿馘讓，遂無望於繼起者乎，殆不然矣！事有成敗，命有修短。氣運所由廢興也，豈由人力哉！惟能尊神明而外形軀，則能一死生而齊得喪。求夫理之至是，行其心之所安，如是焉已矣。且即事理言之，人無不以生為樂死為哀者。然當夫百感交集，拂鬱憂煩之餘，亦有以生為憂為苦而速死為樂者。
左宗棠還說：曾國藩攻克金陵，大功告成後，“每遇人事乖忤鬱抑無聊，不禁感慨係之，輒謂生不如死，聞者頗怪其不情。”實際上，曾國藩一生不限於“四大慚”，剿撚無功，他為此丟盡顏麵；天津教案，世人目之為“國賊”。曾國藩一生也多次自殺過，寫的遺囑、上的遺折也不止一次二次，但他還是堅持下來了。而使他能夠支撐下去的動力就在於他的“內斂”功夫，即信念不動搖。同時，他的一群引為同誌的“知己”的幫助也是重要原因。
曾國藩的《雜著》中有《居業》一條，意思說打江山創事業都要有基礎。他說：“古時代英雄的事跡必定有基礎；如漢高祖劉邦在關中，光武帝在河內，魏在袞州，唐在晉陽，都是先占據根據地，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曾國藩把建立基業歸納為兩個必要條件，即規模宏大，言辭誠信。
他具體解釋說：“就像居室那樣宏大，那麼它占的宅地就廣闊，能夠庇護的人就多。誠信如果站得很穩固，結構就會很牢靠。《易》說：‘寬大居之’，說的是宏大；‘修辭立在誠字上，可以居為’，說的是誠信。大程子說：‘道之浩浩，從那裏下手呢。隻有立下誠才有可以居住的場所。誠就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如果口不擇言，逢事就說，那麼忠信也就被埋沒動搖站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說‘居業’；現在俗話說‘興家立業’就是這個意思。子張說：‘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專一，還能叫有嗎？還能叫無嗎？’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宏大誠信，那麼我的知識浮泛動蕩，說我有不行，說我無也不行；這樣終身沒有可居之業，這就是程子所說的‘立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