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痛恨官場風氣，決心“引用一班正人”以轉移之。早在辦團練伊始，他就在《招某紳耆書》中說：我奉命協助幫理團練，稽查捉拿賊匪，接受任務以來，日夜憂心忡忡，唯恐有誤，擔心自己見識不廣，考慮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鄉的賢人不要嫌棄我，肯慷慨前來光臨相助，借此來廣泛地采取眾議，周密地聽取意見，以求補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經常或是寄信請人出山，或是熱情歡迎來賓，廣招英雄豪傑，谘詢高見妙法，這一片耿耿之心，想來能得到大家的體諒。……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憑眾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眾多的賢士都彙集而來，肝膽相照，那麼，即使是堅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麼艱難不被克服呢？
鹹豐三年九月，曾國藩又發給湘潭紳士公信，稱讚湘潭“自諸君子而外，尚有賢聲著裏閭，忠肝貫金石，貴邑不乏傑人，有為國藩素所聞知，未能縞者，有並為國藩不及訪問者，務望道達微忱，助我一臂之力。”但由於當時形勢危急，入幕如入羅網，因此除劉蓉、郭嵩燾、陳士傑、李元度、黃冕、章壽麟、羅萱等人外，曾國藩幾乎沒有網羅到多少有才之人。
李元度曾上書曾國藩言兵事，為其所賞識，約於1854年2月前後入幕。曾國藩深感孤立無援之苦。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說：“兵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嵩燾者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又說：“甄甫先生（吳文）去歲在湖北時，身旁僅一舊仆，官親、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盡。此無足怪之事。兄現在局勢猶是有為之秋，不致如甄甫處蕭條已甚。然以為此為樂地，而謂人人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曾國藩當時慘淡經營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李元度係湖南平江人，字次青，舉人出身。少年時慷慨任俠，勤奮向學。曾任黔陽縣教諭。他的成長也是從當幕僚開始的。道光末年（1850），他隨奉天學政張之萬來到了清朝的“龍興之地”沈陽。初到塞外，李元度感到氣象萬新，奉天的樸實而不失強勁、豪爽而信義的民風給他以無限感慨。他似乎看到了清王朝所以勃興的所在。他飽覽邊關名勝，足踏山海關，憑吊古戰場的英魂。吳三桂、陳圓圓的故事更讓這位平江才子遐想當年。清朝承繼明朝的體製，實行兩京製度，即以北京為首都，以盛京為陪都，除吏部等不設外，官員設置幾同首都。乾嘉以來，清王朝經過長達百餘年的康乾盛世，早已步入衰象累累的中年，而此時的“龍興之地”，因為開發較晚，仍然生機盎然。李元度似乎找到了自古以來北方少數民族鐵騎南下，幾度取中原王朝而代之，而南方的眾多少數民族“迄無建數”的奧秘所在。
盛京在東北是開發最早的地區。清朝初年，對“龍興”之地實行封禁政策，但仍有許多犯人、文人騷客帶著他們的家眷逶迤地來到了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同時，他們也帶來了南方的文化和江南先進的生產技術。東北這塊流放者的土地開始了複蘇、勃發的曆史。 按照清朝的製度，每位皇帝死後即設實錄館撰修《實錄》。往往由大學士充任總纂官，國家的優秀人才充任修纂。修纂結束後，實錄館即撤銷。修成的實錄以漢、蒙、滿三種文字繕寫五份，分別貯藏於皇史、乾清宮、內閣實錄庫和沈陽清宮等處。《實錄》在雍正以前篡改不大，基本上保持了當時的曆史原貌。但雍正帝由於即位不是“法定的”，所以他篡改了康熙實錄。自此後，實錄多少有些“不實”，但仍集中了一代朝章國故，尤其是臣下的奏章與皇帝的諭旨記載最多，因而也可見一朝一代之興衰。
李元度是個勤苦的讀書人，也是一個才華出眾的有心人。他在沈陽看到了當時人極少能看到的列朝實錄，使得他對清朝興衰，一代政事國章得以通曉。
鹹豐二年（1852）年，各地開始辦團練，以對付日盛一日的太平軍。曾國藩在湖南長沙辦團練不久，李元度便托名羅江布衣，上書曾國藩，大談兵略戰守。曾國藩展讀後大加讚賞，立即要見這位上書人。可是，人海茫茫，“羅江布衣”究竟在哪兒呢？最後，曾國藩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了李元度，並稱讚其：“非君之才，何以能寫這樣的文章！”召見時更知李元度博通文史，腦中有物，非尋常輩可比，於是欲“引與規劃軍事”。可是李元度還頗為猶豫。曾國藩後去信李元度，告知自湖北田家鎮被太平軍攻占之後，湖南形勢又趨急變，處於非常危殆的境地。更為可慮的是，安徽的重要城鎮相繼失守，朝廷已頒旨速率湘勇前往赴援，從而懇請李元度“臨危受命，……同為東征之役”。這封信情真意濃，表達了曾國藩思賢若渴的心情，而文理妙發，是曾文中的妙筆：執別數月，相思饑渴。以仆之拳拳於左右，知閣下亦必不能忘情於仆。感應通神之理，自古無或爽也。 傾奉諭旨，飭國藩籌備船炮，前往皖中會剿。當此艱難呼吸之際，下走食祿有年，心肝奉於至尊，膏血潤於野草，尚複何辭！惟才力短淺，枉耗神智，無益毫末。乃者，閣下前所條陳數事，自托於羅江布衣之辭，雲願執鞭鐙以效馳驅，斷不思紙上空談，置身事外。仆嚐從容自笑相存，息壤在彼，想閣下必不忍背無形之盟也。貴邑侯林君秀三，慷慨請纓，願隨鄙人率師東下。仆令其精練平江勇五百人，於正月節後會師長沙。尤望閣下仗鄧氏之劍，著祖生之鞭，幡然一出，導我機宜。又聞有君家擴夫及何君忠駿，皆膽識絕人，吾鄉之英，亦望閣下拔茅彙引，同為東征之役。不鄙下走為不足與謀，而以天下為分內之憂，以桑梓為切膚之痛，此固藩所重賴於二三君子，而亦諸君子冰霜拔秀，澄清自許之會也。
次年初，曾國藩在衡州加緊訓練湘軍水師，準備出兵東征之時，又複書李元度，懇邀來衡籌商一切：“即不能從我東下，亦聊可臨歧相送，惠我至言，無任翹企。”由於李元度仍遲遲不來，所以曾國藩在書信中有“此必鄙人平日立身無似，無以取信於君子，故相棄如遺乎？”之類話，在哀憐自責中將李元度置於不得不來之地。經曾國藩三番五次的誠心相邀，李元度終於鹹豐四年正月後帶所部兵勇火速趕到衡州，從此進入曾國藩幕府，成為曾國藩身邊一位重要的謀士，倆人之間患難相依的交情也開始建立起來。
按照清朝的製度，革職的官員不得專折不奏權，凡皇帝的諭旨皆由大帥傳知。因而每次聽到提督、總兵喊：“聽聖旨”，曾國藩叩頭大拜時的難堪，不僅讓他失去了自尊，也讓以師事曾國藩的塔齊布等頗不自在。但曾國藩對此卻一籌莫展。原來，康熙後帝發明的這項“專利”，是專為溝通上下之情之舉，即讓最親近的人專寫奏折，由皇帝親自批閱，再交上奏人執行。可謂單線聯係，是連接最高層中樞神經的“特權”。而到了雍正時，能奏折的官員更多了，除了總督、巡撫外，道府中的個別人也特許奏事。因而被剝奪專折奏事，則是最大的懲罰。更重要的是，臣情無法上達，皇帝自然很難了解下邊人的苦衷，不能專折，隻能“會奏”，即同地位身份相等的人一同上奏，但須意見一致，而且奏什麼，大家都知道，因而也就沒有什麼秘密可言。更何況，皇帝下發諭旨屬公文性質，由軍機處“廷寄”，仍由巡撫、提督傳諭。因此，曾國藩對皇帝如此“折磨”他，真是有苦難言。在當時，專折奏事雖不如老祖宗時那樣靈要，但最普通的東西一旦失去，也覺重要，更何況這還是一件“秘密武器”。
李元度深知失去專折奏事權將意味著什麼。他為曾國藩的前途憂慮，也為自己的命運擔憂。 一日夜晚，李元度將一份《革職待罪臣曾國藩乞請專奏以速戎機事》的奏疏呈給了心緒紛亂的曾國藩。但曾見後卻大為不悅，因為革職後專折奏請本屬“犯法”之事，加之鹹豐帝此時猜忌很多，上奏的結果肯定會凶多吉少。他以為成功的可能要小於加罪的結果。但李元度一再堅持，並以受死赴難相請，曾國藩隻好聽天由命。 後李元度又將原折一改再改，並以軍情變化萬端，隨時奏報聖上為主旨。寫完後，密封上達。幾日後，朝廷即下諭特許曾國藩單銜專奏。這不僅是皇帝打破常規之舉，也是曾國藩獲得的“異數”之一。 李元度為曾國藩爭取專奏權後，曾對他更加信任不移。兩人臥同室、遊同舟、飯同食，形影不離。而草擬奏折信緘之類，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一人之手。此後，曾國藩九江之敗，南昌之困，“元度無不相從艱危中，多以勖助。”而曾國藩的多次尋死覓活，也“皆以元度防救得複”。 陳士傑在曾國藩的早期幕僚中，也是比較重要的一位。他字雋丞，湖南桂陽州人。是道光己酉科拔貢生，廷試一等，以七品小京官分戶部，陳士傑敝車贏馬，不喜造請。當時閻敬銘在曹司，以戇拙稱，陳、閻一見相契，若平生歡。曾國藩於朝考讀卷時即知陳士傑之才，加之又是同鄉，因此兩人來往頗多。鹹豐元年，陳士傑丁父憂，貧不能歸，曾國藩親自為他辦裝，綿衣車簾，頗為體麵。
鹹豐二年（1852），曾國藩亦因母喪歸，在家鄉幫助巡撫治團練，當時，廣西義軍圍長沙，陷武昌、安慶、江寧，建號太平天國，所在蜂起。桂陽民李明先聚眾響應，別稱洪順元年。同州生員劉占元親到陳士傑家中問防禦之策，陳士傑辭以居喪不言予事以拒絕，劉占元曰：“天下亂成，還能持喪守孝嗎？”陳士傑無言以對，於是集合團丁，得百餘人，並獻策曰：“敵人勢大，不會料到我之敢取。等其眾未集，可即捕之。”劉按策而行，即獲義軍數十人。未幾，白水洞陳民李觀龍聚眾千餘，攻陷永桂廳城，新田知縣任瑛手書乞援。眾議宜自保，陳士傑曰：“援新田就是自保。”即親率兩團出境迎戰，斬數百人，餘眾破散。 曾國藩移師衡州後，聞陳士傑知兵，手書招來，任以謀議與用舍人才。鹹豐三年，陳士傑隨從曾國藩軍下湘援湖北，而湖南巡撫駱秉章先遣王出嶽州，至蒲圻，敗退。曾國藩集營嶽州城外，太平軍乘勝追擊，將湘軍水陸退走。王因為自己違曾國藩之誡至敗，恥與俱退，獨入空城死守。曾國藩大為憤懣，決計不出兵相救，手下人莫敢為言，陳士傑獨進曰：“嶽州薪米俱絕，明日必潰，宜遣救璞山（王）。”曾國藩正在氣頭上，怒氣不解。陳士傑認為他是為公而諫，不應一拒絕即回。並自言自語道：“為千人請命，奈何計小禮數？”複入請曰：“璞山軍宜往救。”意色非常堅定，大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架勢。曾國藩在室內徘徊不決。一方麵，他痛恨綠營兵“敗不相救”的惡習，決定以新的完全不同的麵孔出現，另一方麵，他對王的獨樹一幟深表不滿。但陳士傑的話他不能不考慮，遂立即停步曰：“如何能救？剛剛派人偵察，城中無人，但城外有燎火。”陳士傑立即召探卒兩人對質，憤怒地說：“若等畏賊不敢往，若城中人出，寸斬汝矣。”兩人具伏虛誑。曾國藩因問計，陳士傑言敵無戰船。宜遣水師傍岸舉炮為聲援。王因得縋城走出，生還者九百餘人，其後平浙、克新疆大將皆在其中。但不久陳士傑即離開曾幕。 曾國藩準備“東征”時，再次盛邀陳士傑入幕。
自別以後，日盼足下來音，而久不見達。足下深明武事，於禦眾之道，蓋得古人之遺意。仆此次東行，博求吾鄉血性男子有忠義而兼嫻韜略者，與之俱出。足下於仆，有文字之緣，有知己之雅，豈可不聯鑣以偕？茲專人前往，乞足下稟告侍闈，即日來陽共籌諸務。 陳士傑果然應招而出，並且在湘潭之戰中立有“謀略”之功。
曾國藩發出幾十封信，請諸賢達共襄時事，但應者很少。他寫給郭嵩燾兄弟的信中。備述艱難之情，真可謂欲哭無淚。鹹豐四年正月與郭昆燾信中說：
去冬筠老（指郭嵩燾）來此小住數日，而家書郭促，險語逼人，遂不能複為我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以今日之大局，而必欲驤首前進，攘臂求名？雖大愚之人，尚不至此。則肥遁以鳴高，蔬食以自足，人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亦市井尋常之人所樂而優為者，初非一二有道君子獨得之秘也。
若論古今之大義，則我國家深仁厚澤。吾輩之高、曾、祖、父，久食升平之福，而席詩書之榮。而君家長公身為詞臣，乃曆世所稱極寵之秩，又以江西戎事，特恩授職編修。而足下與令弟又皆以科各慰其親心，而譽於鄉國。此豈得秦越視之，而謂國事於已無與、置之不聞不問之列？此揆之君臣之義，君家有所不得而逃也。……
國藩現籌備戰艦，水陸並進，雖薄劣之才，艱難之時，明知無補萬一，而正大之名，忠直之氣，固可以上對日月，下對鬼神。惟時勢愈艱，識者多引避伏處。孤忱耿耿，謀而無與同，失而無與匡，是以奉書拜告足下，不以為下走之私聘，而以為國家之公義，不以為兵家討伐之常，而以為孔門千古之變。幕府有奏章之職，有書記之席，刻已清鄧君小耘充書記，欲以奏章一事重煩左右。
曾國藩從君臣職分、人倫之變等幾方麵說服郭昆燾趕來大營，信中委婉批評了這些“君子”置國家危亡於不顧、入山悲築不深的推避行為。 在寫給郭嵩燾的信中說：
吾子身為詞臣，又以戎事受知，擢職編修，與李文貞（李光地）蠟書策賊之役，功賞差同。較山岷樵鹹豐元年，以丁憂之候補知縣而慷慨從戎，則足下之秩較崇，而其受恩較渥矣。今足下漠然置身事外，若於國事無與。不肯走省垣與仆共事，而但至湘陰與仆一訣。所以引嫌避怨至周且詳，竊恐自處失當，遠背於大義而不自知地。近日朋輩中，多疑此事為國藩一人之私事，遂有不宜許友以死之說，尤可怪笑。仆之辦此，一死久矣。諸友即棄予不顧，仆亦含笑而死；諸友即傾命相助，亦未必能救仆之死。若足下者，自有君臣之分義，自有名數之責任。其應竭力報國，蓋不當以仆之死生為斷，而當以己身之死生為斷。仆而未死，則助仆共謀；仆而既死，則或獨力支撐，或與人同舉，直待尊命無一息之存，乃可少休耳。刻擬奏請足下專辦湖南捐輸，亦取君所優為者付之，不欲勞君以遠征而近君以危地。務望即日命駕前來湘潭，趕辦勸捐事件。
曾國藩甚至帶有要挾的口吻，說如果你郭嵩燾不來入幕，我將上奏朝廷，將你列入逃兵名冊。在曾國藩的再三敦促下，郭嵩燾兄弟加入了曾國藩幕府。
此時雖沒有加入曾國藩幕府，但對他事業影響頗大的是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號樸存，湖南省湘陰縣人，生於清嘉慶十七年（1812）。四歲時，隨祖父在家中梧塘書塾讀書。六歲開始攻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九歲開始學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826），左宗棠參加湘陰縣試，名列第一。次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名。 三年後，18歲的左宗棠在書鋪買到一部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不久，又讀了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齊召南的《水道提綱》。對這些涉及中國曆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內容的名著，左宗棠如獲至寶，早晚研讀，並作了詳細的筆記，對於今後可以借鑒、施行的，“另編存錄”。這些書使他大開眼界，對他後來帶兵打仗、施政理財、治理國家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許多沉湎於八股文章的學子對此很不理解，“莫不竊笑，以為無所用之”。左宗棠卻毫不理會，仍然堅持走自己的路。
左宗棠出色的才能立即受到湖南籍名臣賀長齡兄弟及陶澍的賞識。左宗棠不恥下問，向賀氏請教各種學問，賀氏對比自己小了許多的左宗棠十分器重，“以國士待之”。賀長齡去世前，適逢左宗棠長子孝威出生，遂將自己最小的女兒相許。忘年師生又成為兒女親家。 道光十七年，時任兩江總督的陶澍閱兵江西，順道回鄉（湖南安化）省墓，途徑醴陵。陶澍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他的到來，醴陵縣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歡迎，為其準備了下榻的館舍，並請當時的淥江書院山長左宗棠書寫楹聯，以表歡迎。左宗棠崇尚經世致用之學，對陶澍也早有仰慕之情，於是揮筆寫下一幅對聯：
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
這幅對聯，表達了故鄉人對陶澍的景仰和歡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一段經曆。一年多前，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宮連續14次召見陶澍，並親筆為其幼年讀書的“印心石屋”題寫匾額。這件事，朝野相傳，極為羨慕，陶澍也自認是“曠代之榮”。因此當他看到這幅楹聯後，極為賞識，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約請相見，“一見目為奇才，縱論古今，為留一宿”。為此，陶澍還特意推遲歸期一天，於次日與左宗棠周遊醴陵，極為融洽，成為忘年之交。
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赴京會試，結果又不中。南歸途中，他繞道專程去南京謁見陶澍。陶澍並不以左宗棠的連連落第為意。他格外熱誠，留其在總督衙署中住了十多天，“日使幕友、親故與相談論”。一天，陶澍主動提議將他惟一的兒子（時僅五歲）陶桄，與左宗棠五歲的長女孝瑜定婚。當時，陶澍已六十歲，左宗棠僅二十七歲。左宗棠為避“攀高門”之嫌，以親家地位、門第、名位不合而婉言謝絕。陶澍卻不以為然，說：“左君不必介意，以君之才，將來名位一定高於吾人之上”，仍然堅持原議。陶澍去世後，陶、左兩家終於結為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