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在戰亂時期建立起來的軍事武裝組織——塢壁，被許多學者視為家族、宗族組織形式的主要特征之一。戰亂時期的堡塢壁壘與家族、宗族間是否存在著必然聯係呢？這就需要對這一時期的塢壁性質作一客觀量化分析。為此，筆者將文獻中所見的相關堡塢壁壘的實例搜集統計，列表如下（見下頁）。
據不完全統計，文獻記載中所見塢壁實例共有圓源例，其中記為屬於血緣組織關係的塢壁僅第圓、員遠兩例，屬於地緣組織關係的塢壁占有員員例，二者兼有的共占有員員例。也就是說，所見屬於血緣關係即家族、宗族組織性質的塢壁僅占這一時期塢壁總數的願援猿豫，而屬於地緣組織性質和二者兼有的塢壁約占總數的怨苑豫。顯然，絕大多數的塢壁都不屬於家族、宗族組織性質，而屬於地緣組織關係或血緣、地緣關係兼有的組織性質，即以宗族鄉閭為主的軍事武裝組織。而記為血緣關係的兩例塢堡，也不是整個宗族都參加。
所以，將戰亂時期的堡塢壁壘主觀、片麵地臆斷為家族、宗族組織形式是不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的。實際上，在真正抗擊各種侵犯時，單靠一個家族或宗族的勢力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在戰亂這種特殊的曆史背景下，人們為了生存進行的結塢自保應該是以血緣關係為骨幹的，由地域範圍內的鄉裏村民共同組建而成的軍事組織。正如趙克堯所言：“塢壁作為一種社會集團必然采取某種組織形式，比較常見的是采取血緣和地域的形式，以宗族與鄉裏作為團聚的紐帶；也有以流民結集的方式出現的，而流民的結集也非完全自流性，仍以鄉裏聯係起來，故宗鄉關係是塢壁團聚塢民的基本形式。”這種組織形式也較為符合前文對鄉裏社區居住關係所做的客觀分析。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鄉裏社區絕大多數都是異姓雜居，與家族、宗族相對聚居，同時並存。鄉裏社區的諸姓中，往往有一二姓人數較多，所以當戰亂時期地方領袖人物率鄉人立塢堡自保時，其宗族勢力也就自然而然地融入地緣組織之中，從而兼有血緣、地緣色彩。
這些堡塢壁壘軍事武裝組織的領導人，史書中多稱為“塢主”、“營長”或“營主”。例如：東漢京兆長陵人第五倫，依憑險固高築營壁，鎮壓了銅馬赤眉農民軍的反抗後，“始以營長詣郡尹鮮於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可見，第五倫為其所築營壁的“營長”；晉末魏郡安陽人邵續，糾合亡命所建塢壁，後為石季龍所虜，“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為營主”，其首領也稱“營主”；平陽人李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滎陽”；廣平易陽人劉遐，“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沛人周堅，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為塢主，以寇抄為事”；還有“流人塢主張平”、“篷陂塢主陳川”等等。由上可見，這些塢壁的領導者多命名為“塢主”，或稱為“營主”“營長”。但徐揚傑認為家族塢堡內部有嚴密的組織，塢主就是家族的族長。我們從前文對塢壁組織性質的量化分析可知，在這一時期純屬於血緣組織的塢壁即使有，所占比例也極小，大多數塢壁性質都屬於宗鄉關係。因此說，“塢主”與“族長”二者應屬於不同範疇的概念。“塢主”是軍事武裝組織的首領，屬於地緣關係範疇的概念；“族長”是家族、宗族組織的領導者，屬於血緣關係範疇的概念。徐揚傑將“塢主”都視為“族長”，顯然是以偏概全。其所舉所謂的“族長”如：郗鑒、郭默、蘇峻、邵續、庾袞、田疇等，實際上都是宗鄉關係的塢壁的“塢主”。而血緣組織的塢壁，塢主或可視為部分族眾的臨時“族長”。但是，以“族長”代稱“塢主”的情況在文獻記載中始終未見。因此，將這些堡塢壁壘的首領“塢主”臆斷為“族長”也是不確切的，這不單單是混淆了領導者稱謂的問題，而且也模糊了組織的性質，錯誤地將二者混為一談。
兩漢之際，此類塢壁的組織者多為強宗大姓。如：“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東漢初，“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