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的“理想國”裏，亦有秩序井然的等級梯層，一是立法與執法的哲人，須有智慧；二是保家衛國，維護社會正常運轉秩序的戰士，須有勇敢；三是進行生產的農商百工諸奴隸，須有服從性。此所謂哲學家治國，武士衛國，勞動者養國。事實證明，這隻是詩人的一廂情願，從未成為現實。對於受過現代民主思想熏陶的人，不論古代的印度法典，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都是難以接受的，因其存有顯然的階級、階層歧視，包括一定的特權允諾；另外，如果將這種設想付諸實踐，其結果很可能不是柏拉圖們所預期的，而隻能是強權暴政和獨裁，是對個人自由的任意剝奪，是社會生活的全麵平庸化和單一化，播下了龍種，收獲的大約隻是些跳蚤；最後，從根本上，麵對永恒和神聖，對於人的任何外在等級分類，都是錯誤和缺乏根據的。但是，瓦格納的幻覺說自有其現實根據。我們必須承認和強調內在的精神等次和高度，任何人固無權限定中下階層的發展包括生存的權利，但任何人亦無權無視和壓抑，甚至取消優秀階層追求使其成為優秀者的權利。
涉及“平等”的理念，需要予以澄清。從人的天命的悲劇性一麵，諸如基督教所言之“罪”，佛教所言之“苦”，海德格爾所言之“煩、畏、死、無”；再從人所麵臨的神聖又神秘的可能性一麵，諸如柏拉圖的“理念”、基督教的“天國”、康德的“物自體”、維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說的東西”、海德格爾後期所致力的思與詩的“大道”，可見“平等”應是我們所可據有的基本信念之一。它正具體體現在人類所有偉大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的聖典宣講和生活實踐中，體現在《人權宣言》和《獨立宣言》等近代社會民主憲章和隨之而來的社會實踐中。但是，一旦涉及真正的社會實踐領域，“不平等”似又無處無時不在。
要說清“平等”，還是得從“不平等”說起。首先要區分開“先天自然的不平等”、“後天個人努力造成的不平等”和“後天人為製造的不平等”。盧梭就做過這種重要的劃分：“我認為在人類中存在著兩種不平等的狀況：其一，我稱之為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為這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由年齡、健康狀況、體力，以及思想或靈魂的質量諸方麵的差異造成的；其二可稱之為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為它是建立在某種習俗的基礎上的，至少是經由人類的許可得以形成的。這種不平等是由某些人所享有的各種特權組成的，這些特權就是那些財力雄厚、有權有勢的人的特權。”第一種不平等，屬個人能力所不及的命運因素，如身體條件、天賦、家庭和種族出身、個人所處時代，及自然與文化環境等，所謂先天起點之不同。第二種不平等，屬個人能力所及的意誌因素、自由因素，它盡管因人而異，但在可能性上是人人均等的。第三種不平等，屬個人假借不健全不公正的製度與環境外力，而非憑自己先天優勢和後天努力能達成的，是機會不均等前提下的產物，所謂後天起點不同。如此，第二種不平等實為平等，隻有承認其為平等，才顯出平等作為平等的真義，“社會平等的意義恰好應承認人們的個體的不均等和質的差異。”第一種不平等，作為客觀存在，必須得到認可，應承認優異或優越者（優勢群體）自身存在的先天自然合理性，並給予前者以充分發展的條件，和後者以應有的接受；同時，當給予殘缺與不足者（弱勢群體）以盡量和應該的後天社會補償，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並盡最大努力消除造成這種不平等的社會與文化因素。第三種不平等，作為特權和腐敗現象，應予以鏟除。至此，魯迅之“摩羅詩力說”，及對中國社會底層人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得到統一，他思想上所受托、尼影響，始可相安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