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曾反詰道：“難道真的能說中國的精神文化的命運是明朗的？難道真的中國的道德超脫精神本身已無需哲學的批判清理？稱中國文化傳統精神‘有口皆碑，無往而不勝’的人忘性太大了，自屈原以來至今的無數中國詩人、哲人以至普通的無辜少女的歎息、眼淚之孤苦無告都被一筆勾銷，自先秦以降中國曆史上無數以‘天’之秩序為口實的殺戮、瘋狂、血腥、殘暴都被一筆勾銷，中國文化史上早就出現的佯狂、裝瘋、若愚、怪誕都被一筆勾銷。誰要敢那樣聲稱，誰就得有膽量和心腸承受這一切。”
關於中國，可以從“文”和“史”兩方麵切入，當然這中間得置入世界文明史和人類心靈史的大背景和大參照。從“文”，即文學、音樂和美術，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主子的享樂與遊戲，是主體生命的變態和蒼白，是一部種族生命在退化中的哼哼之聲，中間多少一本正經的昏愚麻木，和搖頭晃腦的裝腔作勢。而在這一切的後麵，真正進行著和存在著的，卻是那惡者的陰毒肆虐和弱者的孤苦無告。即使拿出我們認為最好的，其小氣與窄仄也是難免的，譬如同為田園詩人的陶淵明和葉賽寧，陶的田園是其政治不得誌時的慰藉與寄托，是安靜曠遠和帶著衝淡愁緒與感興的水，是無奈之下的退步之地，既不是初始的動機，也不是最後的目的。在其間，乏於一種超出一己小我的“大生命”氣象和景觀。葉賽寧的田園則不然，它是奶與蜜，是家園，是詩人生命本身的全部投入，是信仰。我們感到它的寧靜和憂鬱，它的美麗和悲傷，它的遼闊無垠。在其間，我們傾聽到詩人全部的痛苦、熱愛和歌唱，這樣的田園上，彌漫著靈魂的聲音。
同為浪漫主義的李白和惠特曼，前者多詩酒佯狂下的頹廢和失意，後者則是蘊滿生命激情的歌唱。正是在這種虛弱可疑的精神傳統裏，才會有對“香鉤”的讚美和對“二十四孝”的推崇。從“史”，我們看到的是奴隸（阿Ｑ）的無知與忍耐以及空洞的滿足和陶醉，是窮人的被肆意壓榨和殺戮，是孤苦無告者的走投無路和優異者的被無情毀滅。別的民族有受難者，而我們這個民族卻隻有難受者，不是我們的曆史與現實裏缺少苦難和罪惡，恰恰相反，我們世代所累積的和現實所承受的罪惡和苦難，是無以複加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一位踏出國門的年輕中國人，在具體觀察、體會和對比之後，寫道：“我敢說，不管在海內、海外，中華民族——中國人，無論精神上所經曆的、物質上所付出的，較之於其他民族、人種，都要複雜得多。可他們在現實中所能得到的、所能享受的，卻又是微薄得多、稀少得多！這究竟是為什麼？”在那些優秀的民族，苦難總是被轉化成精神性營養，而在我們，苦難卻常常被稀釋成水，且每每是髒水。因而，我們無望。正是我們的病弱史，敗壞了我們種族的血液，造成死人拖住活人、老人拖住青年、弱者拖住強者、劣者壓住優者的衰退現實。
如何突破“奴隸與奴隸主”這一古老的夢魘，而讓曆史以別一麵目出現·也許尼采的“學園”夢想，能給我們以一定的啟示。中國似亦有這一傳統，盡管其實質內蘊與機製和我們之設想有大不同，且最終均夭折而難成氣候，比如漢末太學生的聯合，明末東林黨人的抗爭，清末維新士人的聲勢，本世紀三四十年代自由知識分子的群體聲音，再比如曆代的書院製度等。世界各國在近現代化過程中，許多國家都曾經圍繞一些精神強健、思想敏銳、學識淵博、目光遠大的傑出人物，而形成過左右一個時代與社會風氣的知識和文化的精英群體，比如法國之有伏爾泰，英國之有洛克、休謨，俄國之有赫爾岑，美國之有富蘭克林，日本之有福澤諭吉，印度之有甘地等；至於現代文化史上許多主義與流派的產生，更是與具有相同精神和文化追求的一批人的共同促進密不可分，這在宗教、哲學、文學、音樂、美術等各個領域，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