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有那麼幾本經典，不論儒，還是道、禪，說得十分動聽、高明乃至玄妙。但是，那黑暗發黴的血淋淋的真實曆史，即使官修的所謂正史也掩蔽不掉；自古及今底層民眾悲慘艱辛的生活，更遠非古今的闊人們所能想象。書本的中國與實際的中國，闊人的中國與窮人的中國一直涇渭分明。魯迅在世紀初對於中國曆史真相的揭秘，我們盡管耳熟能詳，但我們是否真地理解並認同：“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且讓我們聽聽胡適等人的看法和說法：“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都是有文化的民族共有的理想，……猶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臘人以至近世各文明民族，都講得頭頭是道。所不同者，全在‘有做法，有熱心’兩點。若沒有切實的辦法，沒有真摯的熱心，雖然有整千整萬冊的理學書，終無救於道德的低淺。宋、明的理學聖賢，談性談心，談居敬，談致良知，終因沒有做法，隻能走上‘終日端坐如泥塑人’的死路上去。”“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永遠存在書本裏的；但是因為我們的祖宗隻會把這些好聽的名詞都寫做八股文章，畫做太極圖，編做理學語錄，所以那些好聽的名詞都不能變成有做法、有熱心的事實。這些好名詞的存在並不曾挽救或阻止‘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牢、夾棍板子的法庭’的存在。”
談到中國文化的貧乏落後，胡適說：“我們的固有文化實在是很貧乏的，談不到‘太豐富’的夢話。……試舉一個例子：歐洲有三個1000年的大學，有許多500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我們有沒有？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係統’，究竟都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製度。”談到中國思想與文化，陳寅恪有如下議論：“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遠大精深之思。”“中國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學。……專趨實用者，則乏遠慮，利己營私，而難以團結、謀長久之公益。即人事方麵，亦有不足。”“至若周秦諸子，實無足稱。老、莊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自宋以後，佛教已入中國人之骨髓，不能脫離。惟以中國人性趨實用之故，佛理在中國，不得發達，而大乘盛行，小乘不傳。而大乘實粗淺，小乘乃佛教古來之正宗也。”在此，還可指出一項紮眼的事實，這就是倡導“孝道”與奉行“國罵”之間的矛盾；還有就是作為孝道榜樣的“二十四孝”，其所蘊含的那種腐朽、殘忍和愚昧的氣息，有何道德高超可言？胡適曾用數字概括我們的“文明”：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板子夾棍更遑論剝皮碎割車裂滅九族之類)。
是偏激片麵，抑或是事實？我想，一個人心靈的麻木，首先是從對罪惡的麻木開始的；而一個民族的麻木，也體現在那個民族對罪惡的麻木上。說起那些“書”，赫爾德曾說過：“幾千年來，他們始終停滯不前。……就連他們那些談論道德和法令的書本也總是變著法兒，反反複複、詳詳細細地在同一話題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吹捧那種孩童的義務。”至於黑格爾對中國文化的評斷——缺乏精神性，已是許多人所知曉的，盡管不能接受。
關於窮人與闊人的區別，我們單從文化方麵講一個故事，說的是清末年間，一個法國傳教士來到中國考察，他走遍了中國的鄉村，看到的全是衣衫襤褸、神情憨直、無知無識的國人，他極為失望地說，“中國沒有文化！”後來，法國傳教士來到京城，受到文人雅士的熱情款待。當他走進朱廊畫壁、匾額高懸、古色古香的豪華餐廳，品嚐著精美絕倫、豐盛無比的中國菜肴，聽著士大夫們引經據典、妙語連珠般的高談闊論，他又感歎說：“中國太有文化了！”這個故事看似平凡，卻寓意深刻。它說明，一方麵，中國的文化教育在一個小圈子裏高度發展；另一方麵，中國的文化教育沒有普及開來，廣大民眾的文化素質得不到提高。可見，中國的文化分配是不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