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胡適聲稱和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恰恰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歧路。那個“新”，正在於使自由主義從古典的“個人本位”走向“社會本位”。這一趨勢未始沒有它的曆史合理性，但它一旦過“度”，一旦把這個“新”落實到產權製度上，那麼，所謂“社會本位”，實際上就是由權力一手掌控的“國家本位”或“政府本位”了。因此，直到1950年代，周德偉在給胡適的信中，依然對當年“國民政府”和相關知識人的作為耿耿於懷：“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
胡適在《自由中國》的這次講演中，照章宣讀了包括上麵這段引文在內的周信的主要內容，他其實是有針對性的。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依然襲有大陸的習慣，所以，胡適在講演中指出：“現在的台灣經濟，大部分都是國營的經濟，從理論與事實上來說，像哈耶克這種理論，可以說是很不中聽的。”哈耶克的經濟理論，並不適合國民黨初到台灣的威權體製。權力按其本性，對社會的控製，總是範圍越大越好、程度越深越好，無論政治、經濟，抑或文化。然而，這樣的控製直接遏製的就是自由。所以哈耶克用一句話指出了這種控製的必然結果：通往奴役之路。周德偉1947年便獲得此書，非常喜歡，很想把它譯為中文，但最後的譯事卻是若幹年後由殷海光完成的，這就讓胡適通過殷譯了解了哈耶克。當胡適完成了對哈耶克的認同之後，是否可以這樣說，這位中國自由主義的標誌人物，才終於完成了他自1940年代開始的轉型，即從年輕時開始的“新自由主義”轉型為“古典自由主義”。這是胡適在自由主義內部自左而右的一次蛻變，周德偉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推手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適的講演在《自由中國》雜誌發表後，有學者寫信給胡適，為計劃經濟辯護。事後，周德偉拜訪胡適，胡適曾拿出這封信，欲請周代為回答。周未應承，同時亦建議胡適以不答了之，畢竟經濟學不是胡適的專業，胡適接受了這個建議。在交談中，周德偉就來信中的問題，麵陳胡適，再次強調：“私有財產，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沒有財產，生產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給政府控製了，將無任何自由可言。”對於計劃經濟，周德偉的解釋是：“乃指全國的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均置於一個中樞機關控製之下，一切生產分配及消費均由中樞機關控製。個人無任何自由可言，市場機能從根被摧毀……人民一舉一動必須受中樞機關的安排，人民隻是被鞭笞、被飼養。”這樣的表達在今天已為常識，可是推前到1950年代，即使台灣，亦為金石之聲。
上個世紀的中國，在自由主義的譜係上，新自由主義多，但甚少古典自由主義。周德偉雖然是胡適的學生，但即使是在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中，亦為珍稀。這樣一個從未被蘇俄“迷惑”過的知識人，20世紀少到隻能掰開指頭數，可是數來數去，又能數出幾個呢？20世紀影響最大的兩位知識分子，魯迅的一麵倒自不必提，胡適亦眩暈於一時。作為後人，我們固可以抱曆史之同情，說是時代局限，但卻有人能超越魯、胡未曾超越的局限。超越那個局限就是超越那個時代。可惜，這樣的人往往不被時代理解，反而一生孤寂。周德偉庶幾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未必不是鬱鬱而終的。就他對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知識人的普遍超越而言，他生前和身後的蕭條，正如林毓生先生五四那天中午認真告訴我的那樣：是時代不配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