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自由立茲”
英語Liberty譯為自由，Liberalism譯為自由主義，世所接受。嚴複一生翻譯嚴謹，自稱“一名之立，旬月躊躇”。他在譯密爾的《論自由》時，是柳宗元的一句詩讓嚴複拍板：“欲采萍花不自由”，所謂自由，正此義也。
1903年出生的周德偉是哈耶克在中國的首席弟子，還是在湖南讀中學時，經由一位清華留美老師的指導，就係統閱讀了嚴複的翻譯原著，因此，晚年周德偉不忘將嚴複尊為影響自己的第二人（第一是章士釗，第三是胡適）。嚴、周之間年齡相隔半世紀，卻可以拉出一條特別的自由主義弧線：即二人一生都服膺自由主義，二人一生都是中國少有的古典自由主義者；而且二人一生都珍重古老的傳統文化，二人又都嚐試從自由主義的角度，致力於中西文化的會通。當然，嚴複是這項工作的始作俑者，可是這工作屆至五四便發生斷裂。以《新青年》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是排斥傳統舊文化的，後者是它全力否定的對象。《新青年》固然影響了一代人，但，當時身為北大學生的周德偉，卻是一個例外。例外在於，他對反傳統的《新青年》不感興趣，而這正是因為他預先受了嚴複的影響。
周德偉自台灣退休後，著手翻譯業師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不過這書名是大陸的翻譯，在此之前，周德偉已先行將它譯為《自由憲章》。“憲章”一詞來自古老的《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周德偉翻譯此書不稱“譯”而稱“達旨”，這是效仿當年嚴複翻譯《天演論》的做法，因為嚴氏是用文言重寫了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周德偉的翻譯，其實也是重寫了哈耶克。
《自由憲章》是自由主義的經典，隻是當世人通譯Liberalism為自由主義時，周德偉在本書的翻譯中不納此譯並持異義。他不讚成以“主義”定位自由，因為“凡主義乃係一派或一家之主張，必有所偏重，如唯物主義、唯心主義……”，這些“一偏之主義”，“不能為學理上及政理上根本大法”。能成為這個根本大法的唯有自由：“自由乃一切價值之園地，及一切文明生長之創造力”，人類“無時無地，均不可缺此創造力”。故而，自由非“一偏之主義”所能名，必須另譯。
何以另譯，和當年嚴複“旬月躊躇”一樣，周德偉“繞室彷徨，苦思有得”，最終是在傳統儒家中找到了對譯資源。周德偉獨辟蹊徑，把Liberalism譯為“自由立茲”。“立茲”不是後綴“-ism”的音譯，或者，它是音譯表象下的意譯。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前者表示孔子在文王死後，以道統自任（所謂“文”之道，就在我這裏），後者則表示立者自我獨立也。因此，“立茲”是周氏對孔子上述二句的抽象並合成，用以表明“自由無時無地不存在，亦無人可以缺少者也”。
“自由立茲”，一個新穎的翻譯，音意合一，精彩有加。但，慣性的力量是強大的，它注定無以取代人們業已用慣了的“自由主義”。不過，從這樣一個翻譯小故事中，可以看到，從嚴複到周德偉，這一中國自由主義的古典脈絡，在文化態度上，既吸納西方，又不拒斥傳統；而且他們很自覺地從傳統中找尋和自由主義可以調適的資源。遺憾在於，一百多年來的近代史，開的是好頭，走的是歪路。嚴複的道統被新文化打斷，而後一路傾斜、每況愈下。就一個區區不喜歡《新青年》的周德偉，是無力挽狂瀾於既倒的。
（作者係南京曉莊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