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統宇
一、以電視的訪談類節目的火爆為標誌，輿論監督開始成為新聞界的一種行動自覺，使一度陷於停滯的新聞改革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無論是中國電視史，還是中國新聞史，乃至中國的當代史，都會饒有興味地記錄這樣兩件事：
1997年12月29日，國務院總理李鵬來到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節目組，欣然提筆寫下幾個大字：“焦點訪談，表揚先進，批評落後，伸張正義”。
1998年10月7日，朱鎔基總理在視察中央電視台時，贈給《焦點訪談》四句話：“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先後有兩位國務院總理為同一個電視欄目題字，這或許不能說後無來者，但至少是前無古人。不要小看了這件事，這對新聞界來說既是鼓勵也是鞭策。如果說1998年以前以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為代表的電視輿論監督還是一花獨放的話，那麼1998年就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勢頭，就連人們心目中最正統的《人民日報》也開辟了“社會觀察”的專欄，每周一次，披露一些腐敗和準腐敗的問題。平心而論，這種輿論監督的水平還不高，有的報紙的新聞批評還處在“要把‘××××’辦成××報的‘焦點訪談’”這種照貓畫虎，但這畢竟表明中國新聞界已經走出了輿論監督的“冰河期”。究其原因，除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外，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這就是中共對輿論監督的地位和作用的強調和新聞工作者的建設性立場的逐漸確立。這是高屋建瓴和夯實基礎的對應關係，缺一不可。中共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把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決策同立法結合起來。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機製，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科學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同時，還提出了完善民主監督機製的四條途徑——黨內監督、法律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這三項決策機製民主化、科學化的基本要求，必須要通過新聞媒介反映出來。民情、民意、民智這“三民”能在傳媒中有準確的地位，這就是社會進步的根據標誌之一，曆史上無數仁人誌士的殫精竭慮在世紀之交有了國家意誌，這實在是民族的幸事。同時，新聞工作者的心態經過十年的調整之後，終於回歸到了建設性的立場上來，我們隻要看看新聞工作者的一些編采體會，就會感覺到他們的許多認識不僅闡述了對具體的輿論監督作品的社會角色的認定，而且對輿論監督的理解也頗為到位。正因為沒有去片麵追求曝光的轟動效應，而是既尖銳地揭露了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又明確指出了解決問題的希望和途徑所在，這反而使節目或欄目的成長性和影響力如日中天。這其中實在是有許多值得人們細細品味的東西。
新聞工作者的建設性立場的確立反映了中國新聞事業開始走向成熟，這種立場在輿論監督的曆史過程中，將會得到不斷的校正和微調。不過，唯其堅持建設性的基本立場，才能為輿論監督提供可靠的主體保證和操作條件，不斷開辟新視野，進入新境界，躍上新台階。
二、在新聞的歌碩與呼喚之間，新聞界恰當地把握了一個“度”，從又一個側麵表明了經過二十年改革開放的洗禮，中國的新聞宣傳進入了一個成熟期。
1998年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年，也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曆史新時期的二十年，值得歌頌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事實上，新聞界也很好地完成了唱響改革開放頌的任務。我們應當看到，站在20世紀的製高點上，我們麵對的是中華民族一個世紀以來屈辱的曆史和人們不屈的奮鬥，麵對的是20世紀中國的三次曆史性巨變的波瀾壯闊，麵對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蓬勃生機和青春活力，這一宏偉的曆史畫卷，為新聞傳播提供了無盡的創作素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東南亞的金融危機演變成亞洲的金融危機，進而波及到全世界，與此同時，中國還遭到南北兩地的特大洪水的襲擊，所謂內憂外患也不是危言聳聽。顯然，新聞界對此的認識是冷靜和清醒的。比如對國民生產總值增長8％的宣傳，新聞界沒有吹泡泡。再比如對股份製的宣傳，也與當年對承包製的“一包就靈”式的宣傳形成強烈對比。所有這些都表明，實事求是的精神開始“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這是最為難能可貴的，中國新聞界終於在幾十年的摸爬滾打後，變得聰明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