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一般的政黨鬥爭中，政治性也容易被看得高於事實。在西方政黨報刊時期，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因而那個時期新聞的事實性是受到懷疑的。從理論上說，無產階級一無所有，沒有什麼利益的牽掛，是最大公無私的，因而不怕麵對事實，也能夠尊重客觀事實。但是階級組成了政黨，就有了自身的利益，在實際新聞工作中，政治性被看得高於事實的事情不僅經常發生，而且在一些理論口號上，也可能出現矛盾，這是強調要尊重事實的陸定一自己也難免的。例如他對新聞工作者提出“政治第一，技術第二”的要求，盡管對政治、技術有所解釋，但是如何與“政治性就是新聞本身”相區分，其實是比較困難的。再如毛澤東1945年在回顧過去時說：“我們曾經有個時期分對內對外，內報一支是一支，外報一支是兩支。”這個時期，就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平型關戰役實際消滅日軍1000人，但是我們一直說消滅敵人3000人，從當時我們的報道到解放後的小學課本，這種說法持續了50年，直到199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的時候才改正過來。在這個意義上，陸定一當年對“政治就是新聞本身”的批判，對我們自己也有教益的。
第二方麵，批判“五四”以來傳入中國的西方新聞學常識。當時陸定一手裏隻有一本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於是這本書“緒論”中所論述的關於報紙的定義與關於新聞定義的表述，不點名地遭到批判，認為那是資產階級新聞理論。戈公振1935年因病逝世，在文化界他是左翼的代表人物。可能考慮到這一點，陸定一沒有公開點戈公振的名，但是批判上綱上線是夠高的，將戈氏的觀點歸結為“舊社會的一套思想意識和一套新聞學理論”，除了資產階級、很糊塗、很不老實、很不科學等帽子外，還給它扣上了“唯心論”的帽子。他寫道：“唯心論者對於新聞的定義，認為新聞是某種‘性質’的本身，新聞的本源乃‘新聞乃是時宜性與一般性之本身’。後來，花樣越來越多，代替‘時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謂‘普遍性’、‘公告性’、‘文藝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總而言之，唯心論企圖否認‘新聞是事實的報道’的唯物論定義，而把新聞解釋為某種‘性質’本身，脫離開了某種‘性質’就不成其新聞。”
如果有人否認新聞是事實的報道，而把新聞說成是某種莫名其妙的時宜性、一般性本身，就是普通人也不會認可。因為新聞是事實的報道屬於生活常識，並不難理解。怎麼有人會不明白這樣公認的東西呢？但是一看原著就清楚了，戈公振的論證根據來自德文材料，“時宜性”（Zeitgemassigkeit），指的是即時發現的事實，包括漢語中的“及時+現實”雙重含義，戈氏反複琢磨，采用了“時宜”這個概念。“一般性”原意是多方麵、一般興味，很難有合適的漢語對應詞，於是采用了“一般性”這個有些不大好理解的概念。他寫道：“總之，時宜性與一般性，二者不能分離而存在，且互相維係而成報紙之特殊形體，故不能不以此特殊形體之自身，作為報紙內容之原質。此特殊形體，可名曰新聞，即新聞為報紙之原質。”他的意思很清楚，即報紙的基本職能是提供新聞，報紙上的新聞具有時效性並要求具有普遍興趣。這屬於常識，無論如何談不上“唯心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