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毛澤東主席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宣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一個基本的長期性的方針。至此，新聞媒介對“鳴放”作了大量的報道。報紙、廣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活動開始進入新一輪高潮。但是整風過程中，出現了比較複雜的情況。黨中央在《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中認為，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而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大民主”，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進攻。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同誌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分析了當時的形勢，部署了反右派鬥爭的步驟和策略。文章在分析右派的進攻策略時，著重分析了他們在新聞工作上的企圖和觀點，認為右派的企圖是“先爭局部、後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他嚴厲批判了新聞界一些人的觀點：“他們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
他們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原則區別。他們混同反映社會主義國家集體經濟的新聞事業與反映資本主義國家無政府狀態和集團競爭的經濟的新聞事業。他們欣賞資產階級新聞自由，反對黨的領導。他們讚成民主，反對集中。他們反對為了實現計劃經濟所必需的對於文化教育事業（包括新聞事業在內的）必要的但不是過分集中的領導、計劃和控製。”在這場波及全國的反右運動中，黨組織開展對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批判和鬥爭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妥的是，毛澤東同誌錯誤地估計了右派分子的數量、範圍，將這場鬥爭擴大化，尤其是在反右鬥爭的策略上，黨所實行的“引蛇出洞”方法是錯誤的。采用這種方法使黨的形象和威信受到了影響，“損失是難以估量的。”由於將反右鬥爭擴大化，一大批學有專長，對黨和社會主義懷有真摯感情，希望通過參加整風運動，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中的錯誤缺點的正直知識分子，乃至一些幹部、工人、軍人、學生等，被無辜扣上“右派”的帽子，或被定性為“有資產階級右傾思想”而遭受打擊。而新聞界則成為這次反右運動的重災區。僅以《新湖南報》為例，在反右運動中，從社長到編輯、記者，共有50多人被打成右派，占全部編采人員的三分之一，釀成驚動全國的《新湖南報》反右冤案。
反右擴大化在我國政治生活中造成的直接後果是：黨希望通過整風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然而這種局麵不僅沒有出現；相反，極“左”路線形成了思潮。“雙百”方針不能得以貫徹實行，反映在新聞界，則是自解放初以來黨中央提倡的利用報刊廣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生動局麵不複存在，媒介批評在報端上已是罕見之物了。
三、異化變質期（1966—1976）
文革十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場文化浩劫。在這場文化浩劫中，媒介批評異常活躍，但此時占主導地位的媒介批評已經淪為林彪、四人幫一夥篡黨奪權、迫害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的工具，異化為造反派胡作非為、無法無天的批判的武器。
在“文革”中，無數文化界、新聞界優秀的工作者遭受殘酷迫害打擊，有些甚至含冤死去。林彪、四人幫一夥在新聞領域提出了一係列荒謬的理論，如“事實要為政治服務”，“新聞事業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等。我黨經過長期建設的新聞事業遭到嚴重破壞，新聞工作的基本規律受到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受到了人民的抵製。
四、恢複發展期（1977至今）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這次會議上，我們黨總結了曆史的經驗教訓，恢複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把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並確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所有這些舉措，都表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迎來了新生。
和各行各業一樣，我國的新聞事業在“文革”的廢墟中重建。新聞規律重新被探討，黨的新聞工作優良傳統得以恢複，媒介批評也開始重新走上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批評軌道上來。從大的批評思潮來看：有1978年開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有1981年批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而引起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有1983年開始的討論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而引發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有1986年處理學潮和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有1989年在春夏之交政治風波後新聞輿論界的反思。上述這些思潮和運動，與新聞輿論界密切相關，是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媒介批評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發揮作用和影響的結果。這其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因失誤而導致輿論導向錯誤的沉痛教訓。
審視當下的媒介批評實踐，我們可以總結以下一些基本特點：
1.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媒介批評體製
2.專業性與非專業性的媒介批評實踐活動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