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以澄、胡亞平
回到美國的20世紀60年代，曆史走進了喧囂混亂的大時代。1963年，約翰·肯尼迪總統的遇刺開啟了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嬉皮十足的性解放、情緒激揚的反越戰遊行、聲勢浩大的青年學生運動、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被刺……一切一切都是動蕩與反叛，關於那個年代的回憶常常是“獨占了整個瘋狂的、下流的、喧囂的、財神麵孔的、浸透毒品的、恐懼的、色欲橫流的美國六十年代。”。但曆史並不總是簡單明了的，雖然人們認為這是美國曆史上“墮落疏離的十年、失去同心同德黃金時代的十年、一種共同價值觀及安全溫和主義的伊甸園時代的終結”，但是誰也不能抹去這個不同凡響的年代給人們的精神家園帶來的衝擊，對於人類理性的反省和批判，以至艾蘭·布盧姆在90年代初還在呻吟“沒能活在六十年代的美國，是我永遠的遺憾。”
60年代，素來朝氣樂觀的美國人陡然走向精神危機，一批反叛者毅然崛起，斷然決定與社會控製力量（資產階級政治與經濟體製）和社會共識劃清界限，反叛顛覆約束，荒謬代替理性，成為時代精神。這樣的時代，各個領域都在顛覆傳統，而出現在新聞界的寧馨兒就是新新聞主義。
新新聞：挑戰理性的“存在”之果
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作為一種思潮出現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美國，它的特點就是“利用感知和采訪技巧獲取對某一事件的內部觀點，而不是依靠一般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問題的手法”，還要求“利用寫小說的技巧，把重點放在寫作風格和描寫方麵”。事實上，新新聞所強調的文學性的描寫方法卻是由來已久。美國波因特學會高級研究員彼得·克拉克認為，新聞史表明“創造性描寫”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幾個世紀前，而非幾代人前。而美國麻省大學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諾曼·西斯姆教授也認為，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創造性非虛構寫作”技巧的20世紀的作家，其中包括歐內斯特·海明威和喬治·奧威爾。但新新聞顯然並不滿足於這種技巧上的“偶有出軌”，而是希望建立一種新的、公開的新聞理念，從而挑戰傳統的客觀新聞，以滿足時代的需要。如新新聞扛鼎者湯姆·沃爾夫（Tom Wolfe）所說：“我認為不能再將這個瘋狂的素材巨獸或者說我們周圍的生活留給新聞記者們了，而是去做新聞記者所做的，或者說去做一個新聞記者應該做的事，這就是，去與這一巨獸鬥並征服它。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如果小說家不準備麵對現實，那麼20世紀後半葉的文學史將記載，新聞記者不僅會占有豐富多彩的美國生活並將其作為他們的領地，而且還會占領文學高地本身。”
20世紀60年代，新新聞在美國風靡一時，但卻在70年代突然之間銷聲匿跡，我們不禁要質疑，這樣一種“創造性的描寫”為何隻在60年代的美國形成思潮，為何它敢於公然用“主觀性”挑戰新聞學的“客觀性”原則。
從社會思潮來看，新新聞與存在主義思潮在美國的流行不無關係。60年代，美國社會麵臨巨大精神危機，素來樂觀朝氣的牛仔們仿佛一夜間失去了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50年代以前，存在主義已經席卷歐洲大陸，但當時的美國資產階級還沒有為自己的出路前途感到擔憂。雖然遭遇了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1940年的珍珠港事件，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又一次加強了美國的霸主地位，所以把焦慮、恐懼、絕望、死亡等悲觀頹廢情緒當作主題的存在主義自然不合美國資產階級的胃口。
進入50年代後，情況大不一樣。二戰後建立的霸主地位逐漸退去了耀眼的光芒：朝鮮戰爭的失利，打破了美國軍事上不可戰勝的神話；冷戰中接連失利，讓美國逐漸趨於守勢；第三世界人民解放運動，束縛了美國向外擴張的野心，使得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地理疆界”縮小，再也沒有為所欲為的“廣闊天地”。同時，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加劇、失業大軍增加、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的反種族主義鬥爭、青年學生反戰反傳統運動此起彼伏，暴亂、凶殺、搶劫等罪案層出不窮，社會秩序動蕩不安。美國資產階級日漸坐立不安，在此以前歐洲資產階級所領略過的那種他人、社會都在與自己作對的“異化”感覺，在失敗、危機、絕境甚至死亡麵前的恐懼、焦慮等陰鬱情緒落到了美國資產階級的頭上。美國也同法國、德國一樣出現了最適宜存在主義這種充滿著悲觀、絕望、腐朽、頹廢情調的哲學生長的良好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