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是波及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非典”疫情。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不僅是對各級政府的一次嚴峻考驗，也是對每位公民道德素質的檢驗。新聞媒介在“非典”報道的中後期，對隨地吐痰、亂丟垃圾等容易導致疾病蔓延的不文明、不道德現象進行的質疑，引起了公眾對自身行為的反思。中央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因勢利導，於9月份向全國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公民道德建設的意見》，並將每年的9月20日定為“公民道德宣傳日”。
然後是劉湧案件，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對黑社會頭目劉湧進行二審時，將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死刑判決改判為死緩。改判判決作出後，引發了新聞媒介對改判原因及司法程序公開度、公正性的質疑。上海《外灘畫報》首當其衝，刊發了《對沈陽黑幫頭目劉湧改判死緩的質疑》一文，列舉了改判依據不足的具體因素，這篇文章被認為是近年來傳統媒介首次對法院的終審結果進行公開質疑。一石激起千層浪，隨之而來的是聲勢浩大的輿論質疑聲。在媒介和公眾的質疑聲中，最高人民法院尊重民意，為維護司法權威，對劉湧案進行了重審，並於2003年12月22日依法判處劉湧死刑。
從年初的孫誌剛事件，經過“非典”的洗禮，到沈陽劉湧案，再到年底的哈爾濱寶馬車撞人案，從這些新聞事件中可以看出，媒介質疑的主體意識已經越來越清晰；而且，媒介的質疑品格和理性精神正逐漸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直接或間接地推動著社會進步和國家法治化進程。
從上述事例來看，災難事故、違法犯罪、社會醜惡等問題是新聞媒介質疑的主要對象，但就新聞媒介的社會責任而言，質疑並不隻局限於揭露性、曝光類報道，在新聞媒介的政策宣傳、輿論引導中同樣需要質疑品格。
在引導中質疑，在質疑中引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多個場合強調“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是新聞媒體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根本要求，強調新聞媒體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把回答和解決實踐提出的重大課題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務”，“而不能從本本和概念出發、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這是黨和國家根據時代的新發展、實踐的新需要對新聞媒介質疑品格的進一步要求。
新聞媒介在上情下達中體現質疑品格，是保證輿論導向正確的重要途徑。如今，隨著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思維方式的日益成熟，仍沿用硬性灌輸的方法進行政策宣傳已經很難奏效。這就要求新聞媒介在傳達國家的政策舉措時，摒棄機械的照本宣科；應選取客觀的立場，對新政策出台的科學合理性進行質疑。質疑要著眼於群眾的生產生活實際，從國內相關政策的縱向沿革、國外類似政策的橫向比較入手，可以由政策的製訂者、研究者等權威人士為群眾解讀政策製定的原因；分析這一政策與群眾切身利益的關係、會給群眾的工作生活帶來什麼影響；闡述這一政策目前還存在哪些局限性以及如何趨利避害等。新聞媒介在政策宣傳中進行積極客觀的質疑，是代表群眾質詢、幫助群眾解疑，體現了對群眾知情權的尊重，是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的真正結合統一。新聞宣傳也隻有合情合理，才能讓群眾感覺入心入腦，才能起到正確引導的作用。比如2004年的全國“兩會”報道中，新聞媒介對政府工作報告中GDP指標下調為7％的報道，大都是以“質疑”式解讀的方式，圍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來進行的。由於時政新聞報道的理念和方法進步了，使普通百姓感慨從沒像今年（2004年）這樣關心“兩會”，因為覺得“兩會”與自己的生活越來越近了。從“質疑”式傳播的效果來看，媒介工作者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質疑”，可以在政府與群眾之間架起一個溝通交流的平台，使政府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以人為本、求真務實的做法能夠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從而營造出齊心協力謀發展的良好氛圍。
新聞媒介在下情上達中體現質疑品格，是確保決策科學民主的客觀需要。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製定，無不是從實踐上升為理論，再用理論來指導新的實踐。每項決策需要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修正和完善。新聞媒介的責任在於以質疑的精神去關注政策的落實情況，及時發現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集中反饋民情民意，為決策者修正和完善決策提供依據，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化。《瞭望》周刊的記者在西部采訪時，對扶貧貸款的發放政策提出的質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發布之後，國家扶貧貸款資金的使用方向由“八七”扶貧攻堅時期主要強調直接到村到戶，調整為支持能夠帶動貧困人口增加收入的種養業、農產品加工企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但《瞭望》周刊的記者在采訪時了解到，由於近幾年西部十多個市、縣扶貧貸款直接到村到戶的寥寥無幾，嚴重影響了貧困戶脫貧致富，甚至還不斷有返貧現象發生。記者針對這種情況發出質疑：扶貧貸款用於大中型基礎設施建設究竟算不算扶貧？在脫貧任務還很重的西部，能否延續扶貧貸款到村到戶的政策？最後，在深入調查分析的基礎上，記者提出了把西部扶貧貸款的政策與東部區分開來的建議，呼籲及時糾正扶貧貸款“嫌貧愛富”、“肥上加膘”的偏向，主張堅持大多數扶貧款直接到村到戶搞開發。記者的冷靜思考和理性質疑為決策部門提供了解民情民意的渠道和調整決策的依據。